面對大師/艾文．托佛勒

預測未來說難不難，人活著每天都必須對未來做一些假設或預測。例如，想安排一趟野外露營，先得假設那幾天不會有惱人的雨來干擾；要許下婚姻誓言，必須預測自己會永遠忠於現在的選擇。 這正是未來學大師艾文．托佛勒（Alvin Toffler）對「預測未來」的看法：關注未來其實是為了改進現在的決策品質。

**預測未來是為了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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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佛勒曾表示，他不相信「為了未來而未來」；他也認為，沒有任何人可以預知未來，因為人類社會充滿了驚奇和機會、衝突和低潮，自稱能預測未來的人多半是江湖術士之流。但是我們都必須付出相當心力來關注未來，否則無法應付當前的生存挑戰。 雖說探究未來並非新鮮事，但能以這套本事聞名國際的倒也不多，托佛勒是其中少數的佼佼者。 2002年由Accenture顧問公司所評選的50大商業大師（Top 50 Business Gurus）中，托佛勒排名第九。在3項評選標準中，托佛勒除了學術性稍微落後外，其他兩者都表現突出──他在Google搜尋次數中排列第三，僅次於微軟的比爾蓋茲（Bill Gates）和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媒體曝光度上他也名列第六。 托佛勒1928 年出生於美國紐約，成長在一個勉強可溫飽的中下家庭。從紐約大學畢業後，他沒有選擇辦公室的白領工作，反而進入工廠成為勞工。 談到進入工廠的原因，托佛勒說，年輕時的他曾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當時，馬克思主義者將工廠視為全世界的正中心，進入工廠意味著有機會協助工人組織起來；再者，許多他心儀的作家都曾經有底層的勞動經驗，而懷抱著文學夢的他，一直想寫一部關勞動階級生活的偉大小說。 由於這種種因素，1950年初，托佛勒帶著紐約大學的文憑和女友，前往美國中西部的工廠。在《第三波》（The Third Wave）一書中，他這樣描述：「工廠是整個工業時代的表徵，但對一個出生在半溫飽中下家庭，學了4年藝術史和社會理論的男孩來說，這實在是一個光怪陸離世界。」 托佛勒在工廠花了5年時間，他曾經做過各種勞動工作，包括在鋼鐵鑄造廠當技工，在汽車裝配線上當金屬修飾工，駕駛推高機等。因為這些第一線經驗，他雖然嘲笑左翼份子對勞工生活的無知，卻也看到美國管理階層對待藍領勞工的偏見與傲慢。他甚至說，他看不起那種一輩子沒待過一天工廠，卻自以為了解勞工心態的知識份子。儘管如此，他也承認藍領工作是枯燥無趣的，5年對他是太長了些。 不過工廠歲月其實讓他收穫豐碩。和工人相處的過程，托佛勒一方面學會了寫沒有博士論文的人也能理解的通俗文章；另一方面也以工廠與勞工專家的身分，開始了寫作的生涯。他一開始先幫工會刊物寫稿，後來在勞工報紙當新聞記者，1950年末期，他擔任一家報紙的華府通訊員，慢慢地開始自由投稿的作家生活；一直到《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一書問世，他的生活才有大幅改變。

**未來學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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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佛勒最為人所知的著作是「未來學三部曲」，這系列書包括1970年出版的《未來的衝擊》、1980年的《第三波》，以及1990年的《大未來》（Power Shift）。 托佛勒說，未來學三部曲雖然可以分開來讀，但是合起來卻形成一個體系，因為這3本的主題都是變動。 在《第三波》的前言中，托佛勒曾提及，許多讀者問他該書與《未來的衝擊》之間的差異。他認為，《未來的衝擊》呼籲人們進行某種改變，強調個人和社會面對改變所必須付出的成本，重點在描述變化的過程；相對地，《第三波》則著眼於變化的方向與結構。這兩本書切入點不同，卻是互補的。 至於《大未來》一書描述的是工業文化衰落後，與新興勢力之間尚未塵埃落定的權力鬥爭，也試圖探討替代工業社會勢力的新權力結構。這個主題下諸如未來形式戰爭、武器與權力結構等，成為托佛勒晚期的關注重點。 撰寫《未來的衝擊》一書之前，托佛勒曾在奧地利薩爾斯堡舉行的一場美國研究討論會中，首次與歐洲知識份子深入接觸，前後歷時一個月。托佛勒說，經過此次經驗，他不再以純粹的北美視野來看事情。因此，《未來的衝擊》一開始就是以世界性的觀點去寫的。 《未來的衝擊》的重點在描述，因為社會與技術的加速改變，已使個人與組織愈來愈難以應付，而且必須適應的並不只是改變而已，還包括加速本身──每個人都要面對「提早到來的未來」。 因為這種衝擊深入個人生活，逼迫人們扮演新的角色，導致個人像患精神病般地極度不安，托佛勒將這種症狀稱為「未來衝擊」（future shock）。這個片語後來也被收入英文詞典，意義是「因為社會行為與價值觀念的急劇改變，使人受到壓力而產生無所適從的感受」。 《未來的衝擊》出版後在美國賣了約800萬本，海外也有差不多銷量。因為對管理學的貢獻，該書獲得麥肯錫基金會好書獎，並在法國得到最佳外國人著作獎。 《未來的衝擊》問世後，托佛勒經常接到讀者打來的電話，有時甚至在半夜兩點打長途電話來跟他討論閱讀後的感想，信件也如雪片般飛來、堆積如山。他說，雖然寫作多年，但之前從沒有機會和讀者有這麼多互動。 受感染的不僅一般讀者，許多國家的政治領袖都爭相邀請托佛勒前往訪問，包括羅馬尼亞總統、加拿大總理、澳洲總理、日本首相、當時的印度總理甘地夫人等。 《企業巫醫》（The Witch Doctors）書中陳述，1994年共和黨領袖金瑞契（Newt Gingrich）被選為眾議院院長後，立即給下屬開了一長串書單，其中僅包括兩位管理大師的著作，分別是托佛勒和杜拉克。後來托佛勒也受託擔任金瑞契的顧問。 《未來的衝擊》出版10年後，第二本理論架構更完整、企圖心也更大的未來學著作《第三波》寫成。

由科技帶動的「第三波革命」

儘管《未來的衝擊》的成功前所未見，不過，托佛勒本人曾指出，他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其實是《第三波》。也因為該書深入人心，「第三波」這個名詞，不論在海內外都被廣泛運用，不僅用在資訊相關企業與產品上，甚至女性主義與民主運動都打著「第三波」名號。 托佛勒的著作被翻譯成30幾種語言，從法文、西班牙文、日文到土耳其、波蘭、現代以色列語、阿拉伯和印尼文、伊朗等。沙烏地阿拉伯對《第三波》下禁制令；波蘭政府曾刪掉其中的4個章節出版，地下出版社則全數翻印後流傳；在中國大陸，《第三波》先是因為西方精神污染而被禁，後來暢銷發行數百萬本，被譽為為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聖經。 在《第三波》一書中，托佛勒引用「波浪」的意象來描述人類不同文明的演化過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一直到現在的資訊社會。 第一波是出現在西元前8000年左右，農業技術革命使人類從游牧族、狩獵族、漁夫及畜牧族逐漸變成固守田園的農夫，接著村落開始興起，文明誕生。 農業文明的影響一直持續到西元1650～1750年之間，此後工業文明開始席捲人類社會，托佛勒稱此為「第二波」。 工業社會的核心概念是大量生產、大量配銷、大量消費、大量教育、大眾媒體與娛樂，甚至是大量摧毀性的武器等。這種以工廠為思考基礎的生活方式，在大約四分之一的地球上取代了農業文明。 第三波則是指1950年代中期開始的資通訊等科技革命，以及其所帶來的社會改變，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稱此為「後工業社會」（post- industrial society）。 第三波社會的特色是以電腦、電子、資訊、生化等新科技為基礎，徹底改變過去「大量化」的思維。具體現象諸如彈性化生產、利基市場、彈性化工作時間、兼差工作的盛行，和媒體小眾化等趨勢。 在《第三波》序文中，托佛勒指出，在他之前，曾有好幾位作家都以一連串波浪來隱喻人類文明變化或者遷移過程。因此他說：「波浪意象並不新鮮、新鮮的是它在今日文明變化上的意義」，此一意象除了有助於組織眾多不同資料，也可以幫助看穿洶湧的變化浪潮，應用波浪意象後會發現，有些改變只是工業時代延伸的表面改革，只有部分是真正屬於第三波的創新。

找出關鍵性的變化，適應未來

托佛勒認為，歷史存在許多斷裂和創新，如果我們能找出關鍵性的變化型態，就可以看清楚其中潛在的秩序。每一波的變化波濤都反映在人們的工作、家庭生活、性觀念和個人道德等，甚至體現在生活方式和選舉活動中，其影響是全面的。 由第一波到第二波，有幾項關鍵性的改變發生：標準化、專業化、同步化、集中化、極大化、集權化。因為工業社會集中生產的特性，每個勞工之間存在高度互賴關係，這和傳統農業社會鬆散的人際關係相關不同。 相對地，第二波和第三波最大的差別在於逆大量化（de-massified）經濟。傳統大量生產的製造業經常推出百萬計同類商品，而逆大量化的生產則是一種基於數位化控制的小量製造或由顧客自行訂製的單件生產；另一方面，在第三波社會中，生產與消費反而呈現出比較接近農業文明時的「自產自消」（prosumers）特色。 托佛勒提到的「自產自消」如果從當今最流行的web2.0的概念來思考，其實就讓是顧客參與生產過程。例如麥當勞式的自助服務或者美國的自助加油站等都是這樣的例子。托佛勒指出，我們對生產的概念仍常停留在卓別林（Charles Chaplin）《摩登時代》（Modern Times）中的場景，事實上，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界線早已經逐漸模糊。 此外，托佛勒也指出，在第二波組織中，垂直整合、上下游一貫作業常是主要思維，如此一來，組織功能累積愈來愈多，反而過度臃腫；相反地，第三波的組織機構反其道而行，把許多功能減少或分包出去，保持體態的輕盈。 1995年出版的《再造新文明》（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點出，加州大學教授威廉生（Oliver William）和韓第（Charles Handy）所提的「虛擬組織」正是第三波資訊與通訊科技下才可能發生的組織型態。 不過，托佛勒也強調，只有民間部門衝得飛快是不行的，只有公共和私人部門具有一致性，才可能成功。 許多人稱托佛勒為「未來學家」（futurist），事實上，多數人對「未來學」（future study）的理解也來自於托佛勒的著作。 儘管人類自古以來就不斷嘗試探索未來，但是真正有系統進行未來研究的時間並不長。托佛勒指出，1960年代，一群學者、作家及新聞記者，開始更系統性關注變動的長遠性影響，這些人不管在國籍、職業、政治傾向都相當不同，包括德國新聞記者朱克（Robert Jungk）、法國柏格（Gaston Berger）、蘇聯歷史學家拉達（Bestuzhev-lada）、荷蘭參議員波拉克（Fred Polak）、蘇格蘭人麥克哈爾（John Mchale）、美國經濟學兼系統思想家鮑丁（Kenneth Boulding）、蘭德公司（Rand）數學家兼哲學家海默爾（Olaf Helmer）、社會學家貝爾等。 其中，作品影響大眾最深的是法國的喬維尼（Bertrand de Jouvenel），他創立未來學派組織，也讓「未來」一詞成為通俗用語。托佛勒本人也在同一時期對此議題產生興趣，1965年開始動筆撰寫有關未來的文章，1966年他還在新社會研究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講授一門「未來社會學」的新課程。 不同於坊間一般趨勢書，托佛勒的著作並不只是些零星的未來預測，他試圖綜合各領域的變化，幫助讀者從看似雜亂無章的變化中找出意義。《時代雜誌》（Times Magazine）就曾這樣評論托佛勒：「為後繼的未來學家立下典範」。 由於新聞記者的背景，托佛勒特別信賴第一手的觀察與報導。在研究過程中，除了閱讀大量書籍、技術與學術論文外，他更相信真實生活中的際遇、個人印象、旅行經驗，以及與相關人士的面對面訪談，這些經驗協助他從統計數字與學術研究中進一步整理出真正的洞見。 托佛勒始終相信，未來學其實是一種藝術而非工程，未來研究該做的是以工程支援藝術，而非盲目信仰統計方法、電腦工具所做出來的分析結果。

**未來的可能性不只一種， 持續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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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第三波為何出現？常有人問托佛勒第三波究竟是歷史的偶然或者必然？ 托佛勒認為，第三波背後的原因，有許多互為因果的力量，很難一言以蔽之。即使現在回頭來看工業社會形成的原因，我們也不容易找到解答。不過，他相信，第三波的出現絕非必然。 托佛勒指出，當我們試圖探究未來時，必須了解未來的可能性是多元的，沒有單一的解答。明日世界也絕對不會是今天的複製，因為任何趨勢不管多麼強勁都不會永遠呈一直線，當趨勢達到頂點後，就會爆發出新走勢，改變方向、停止、再出發。人們應該密切注意這些矛盾、衝突、轉變和突變，因為其中潛藏諸多驚奇。 暌違10年後，接近80高齡的托佛勒又在今年出版了新書《財富的革命》（暫譯；Revolutionary Wealth），企圖從近來年紛亂的各種事件（例如美國911事件、SARS、人類染色體組的破解、複製羊的出現、伊拉克戰爭等）中理出頭緒，並為大眾指引財富的基本原理。 儘管他對資訊文明的預言轉眼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但是，今日重讀《第三波》，會驚訝近來社會的發展趨勢仍不脫他當年揭示的方向。 這樣卓越的「預言」，除了可以歸因托佛勒本人獨到的洞見外，或許另一個原因是，今日我們仍處在第三波文明之中。 放眼未來，哪些科技改變會引領人類社會邁向第四波？托佛勒在最近一次接受訪問時表示，如果有第四波的存在，可能是生物學上的革命，而他的妻子也是最佳工作夥伴海蒂托佛勒（Heidi Toffler）則認為是外太空中的文明。 不管解答是什麼，我們應該謹記，未來的可能性絕不只一種。正如托佛勒所言，惟有持續懷有好奇心與質疑能力，並能在混亂與模糊情境下維持冷靜並綜觀全局的人，才能第三波社會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