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經理人月刊》編輯部
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用紀實的力量， 改變世界
採訪 / 韋惟珊、尹俞歡 撰文 / 韋惟珊 編輯 / 張良姿 攝影 / 賀大新
在眾多電影類型中，紀錄片是非常特別的一種類型：沒有演員、不按劇本，從旁記錄無法預期的真實人生。
選擇這種電影類型的導演，多少是對社會抱有期許，並盼望能透過作品傳遞自己所信仰的價值。但對楊力州而言，拍攝紀錄片也為了滿足內心的另一個渴望：「如果我一生拍了30部紀錄片，就像做了30種行業，這是我特別喜歡紀錄片的原因。」
「人終究有停止呼吸的一刻，在此之前我能做些什麼？」楊力州觀察，大部分的人一生只以幾種身分過活，職業轉換也很少超過3種，但身為紀錄片導演，卻讓他有機會在拍片時體會不同的生命歷程，做更多的事情。
回顧楊力州的作品，他曾經半夜衝到消防隊和隊員一起著裝，再跳上消防車進入火災現場（《打火兄弟》）；或是扛著40多公斤的器材，花費21天陪著馬拉松好手林義傑完成壯舉（《征服北極》）；也曾在安養中心，記錄下罹患失智症老人們的記憶片段（《被遺忘的時光》）；在花蓮美崙國中，看著一群足球小將踢進全國總決賽（《奇蹟的夏天》）；直到最近，他在最新作品《拔一條河》中，拍攝甲仙小鎮歷劫重生之路，從拔河小朋友身上學到不能放手、努力堅持的價值……這些故事和經歷，都豐富了楊力州的生命，也感動了無數觀眾。
在不美麗的現實中留下美好，讓下一代遠離醜陋和憤怒
視拍攝主題而定，楊力州經常為了工作而在外短住1至2年。拍《打火兄弟》的時候，他就在消防隊旁租了間雅房，前後拍了8個月。這樣的工作型態中難免寂寞，他甚至覺得自己陪伴別人的孩子的時間，多過於陪伴自己的女兒，也讓他每在拍攝影片的當下，都想著別再拍下一部。
「但這世界上有太多的不美麗，我想透過紀錄片，留下社會中好的一面。」這個念頭，在楊力州有了寶貝女兒以後，變得更為明確：下一代的孩子絕不能在醜陋和憤怒中成長。
有一次，楊力州陪著《拔一條河》中的外籍媽媽到市場買菜，賣菜阿姨無意問這名外籍媽媽：「妳老公是用多少錢把妳買來的？」雖然當下外籍媽媽成功地把話題轉移，但楊力州卻想著一旁跟來的孩子，將會用什麼角度來解讀自己母親的外籍身分？ 楊力州能做的，就是把外籍媽媽取得認同的故事，加以記錄和保存，期待片子上映之後能夠在社會上泛起漣漪、引發回響或討論，就能影響觀賞者對外籍配偶的看法。
「我一直相信紀錄片能夠改變世界，但在這之前卻會先改變自己。」回想起拍攝《水蜜桃阿嬤》時，楊力州原本以為能夠幫阿嬤找到兒子自殺的原因，但在尋找線索的鏡頭之外，阿嬤和孫兒輩的互動卻讓楊力州轉了念，「與其為死者悲傷，不如為活著的人流淚」，從而轉向記錄阿嬤的故事。這些改變成就了現在的楊力州，唯一不變的是，他仍然相信紀錄片影響社會的力量。
永保貧窮精神，與被攝者站在一起
自從1996年來，楊力州幾乎以每年一部的節奏推出新作，《拔一條河》已經是他第6部進入院線的作品，迄今已打破2013年院線紀錄片票房成績，是台灣少數產量穩定，又成功掌握市場口碑的紀錄片導演。
楊力州坦言，在台灣，紀錄片已經有機會損益兩平，甚至有些盈餘，但他仍然堅持保有貧窮的精神。例如《拔一條河》描述甲仙小鎮面臨風災的辛苦，如果把災民們的故事換成錢，放進自己口袋，就像在兜售別人的痛苦。因此，楊力州至今都將紀錄片的盈餘捐獻給相關團體，公司則靠拍攝商業廣告維生。
這分貧窮精神也展現在工作室中，楊力州謙稱工作室是「家徒四壁」。曾有位大陸中央電視台記者來拜訪，對楊力州這麼說：「這跟我們想像的落差好大，像導演這樣的大腕，在我們那兒絕對不會是這樣。」
或許是出生於農村的緣故，楊力州拍攝的主題多半是身處邊陲的弱勢族群，散落於農村、山間和小鎮，尤其喜歡拍攝老人和小孩。就連他刻意避開繁華都市核心，選在新北市設立工作室，也是希望和被拍攝的人們站在一起，永保平實觀察人生的態度。
在拍攝中和不同的生命交流，楊力州發現被攝者會期盼自己的生活，因為記錄而帶來改善。這是紀錄片導演甩不去、也不可能拋下的責任，如果沒有準備好，就會因為背負太多人的命運發展而被壓垮。「有一天我也會無法再拍紀錄片，是因為無法再扛起另一個人的人生，」楊力州說。但現在，他仍將會繼續用鏡頭，帶大家看盡台灣的每一個幽微而動人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