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today 經理人

以管理實踐 社會公益

2019-12-16 12:43:11
Manager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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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推崇杜拉克是一位管理學大師,也是企業界的導師,這是比較表面的說法。基本上,他所關注的和感興趣的是增進人類社會福祉。 依杜拉克自己的說法,他初到美國之際,最盼望研究的,既不是企業也不是管理,

人們推崇杜拉克是一位管理學大師,也是企業界的導師,這是比較表面的說法。基本上,他所關注的和感興趣的是增進人類社會福祉。
依杜拉克自己的說法,他初到美國之際,最盼望研究的,既不是企業也不是管理,而是美國這種工業社會的政治和社會結構。
只有立足此一較高境界,才能真正了解他為何重視企業與管理的本意。

管理的目的,在於增進人類福祉

杜拉克對社會所秉持的信念,依他在近年的一次訪問中所說,這些年下來,他「愈來愈相信,世界上並沒有一個完美的社會,只有勉強可以忍受的社會。」
幸運的是,人們可以想辦法改善社會。 首先早在杜拉克1942年所著的《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一書中即指出,一個運作健全的社會,必須以某種概念與信仰為基礎,並由此導出社會價值、社會規範和社會權力。
重要的是,在這架構之中,社會必須賦予個別成員社會地位和功能,任何權力都必須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否則就不具有正當性。
然而,不幸的是,杜拉克發現政府經常誤用其權力,使得這種權力不具正當性,這也使得他再不信任政府擁有改進社會的能力。杜拉克當年之所以離開歐陸,主要原因正是他同時反對左右兩個極端的政權,因為二者都違背他個人的這種信念。
不過,杜拉克不同於一般無政府主義者,他並非全盤反對政府的存在,而是要對於政府的權力予以限制。在這個條件下,杜拉克寄望於社會中其他具有自主性的機構,希望由「這些機構承擔了社會任務,也限制了國家的權力」。


管理的使命,在於代替政府改善社會

問題是,什麼是這種自主性機構? 最先,在杜拉克於1950年出版的《全新的社會》(The New Society)中,延續了《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的想法,寄望企業在未來社會中扮演一種主要的建設性角色。
依照日後事實的發展,杜拉克發現,企業在「股市」和「輿論」的雙重壓力下,已喪失其應有的社會價值。企業所追求的乃是不斷的成長和獲利,甚至表現得重視「公共關係」甚於企業本身。這種趨勢,不但造成企業弊端連連,也是使企業趨於軟弱的根源。
在這種情勢下,杜拉克發現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卻有蓬勃發展之勢。依其1995年《巨變時代的管理》(Managing in the Time of Change)書中所稱,當時這種經正式註冊獲得免稅的組織,已達75萬家,成為美國社會的最大僱主;而每周在非營利組織工作3小時以上的志工,居然有9000萬人之多。
這種組織並非由「營利」所驅動,而是靠擔負社會所需要的「使命」獲得大眾支持。在杜拉克看來,這類「使命」,正如他在《下一個社會》(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中所稱,一方面,反映多元社會下種種日益複雜而嚴重的問題;另一方面,這類問題既非政府官僚體系所能解決,而自由市場也無能為力。
「非營利組織」乃是在「公民社會」中一種有別於政府及企業的「社會部門」,它們挺身而出,擔負了改進社會的重要功能。
自始至終杜拉克所真正關心的,乃是如何締造一個「運作健全的社會」(A Functional Society)。這也說明,為何在他的著作中,除前引者外,還有如《杜拉克談未來企業》(Post-Capitalist Society,1993)等那麼多以「社會」為主題的道理。

管理的功能,在於掌管組織績效

我們也可以從上述脈絡中,更進一步了解杜拉克何以重視「管理」的理由。用杜拉克自己的話說,他「進入管理領域幾乎是個意外」。1942年,通用汽車(GM)的副總裁布朗邀請杜拉克,針對公司高層管理結構與基本政策,進行深入研究。
由於這一研究工作讓他入迷,不但促成了他劃時代的著作《企業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1946)的問世,也對於管理這一領域產生深遠的影響。
杜拉克在通用汽車公司發現,公司主管們當時並不知道,他們所做的,乃是一種名為「管理」的性質獨特的工作。經過這次深入研究,杜拉克界定「管理」具有在組織內部掌管「績效」的獨特功能,也代表人們所從事的一種專門工作,這使如何做好「管理」工作,成為值得探討的領域。
這些議題,杜拉克在他最早、也最重要的著作:1954年的《彼得.杜拉克的管理聖經》(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即有討論。人們認為管理學應自杜拉克開始,主要即基於上述理由。
具有更重要意義的是,在杜拉克心目中,管理並不只是為一個機構創造績效──更不要說「營利」了──這種作用而已。從政府到企業,尤其是非營利組織,能否發揮功能,都取決於它們的管理效能。
二次大戰後,杜拉克更明白指出:戰勝的美國是否能避免重蹈19世紀末英國的覆轍(杜拉克認為,當時大英帝國從世界經濟領導地位滑落,主要原因並非技術落後,而是管理不當。)、戰敗的德日是否能自廢墟中重新站立,以至於開發中國家的前途,都繫於這些國家能否培育管理人才,提升管理績效。
管理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使人們有能力實現「公益」(Common good)。因此,管理也當建立在正直、誠實和信任等價值之上,而非作業性和技術性的經濟活動而已。在杜拉克心目中,管理乃是牽動整個世界和人類前途的一種力量,而管理新社會──而非新經濟──正是今後經理人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杜拉克對於企業和管理的創見和貢獻,已為大家所熟知。我們如今了解,支持和推動他這種脫俗的思想和動機,嚴格說來,他不是一個管理學者,而是一位以管理為最愛的偉大社會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