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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困境連動,國際勞力荒需正視

立法院上月10 日通過勞基法修正案,有條件鬆綁「七休一」,放寬加班費的計算方式。這場勞動基準、企業營運與社會成本三者間的拉鋸戰,持續凸顯長工時、低薪資的勞動困境;而低迷的薪資水平讓人力缺口更嚴重,也連動影響國際勞動力來源短缺的問題,更雪上加霜。

每當討論台灣的低薪現況,讓本勞與移工基本薪資脫鉤的主張,就會浮上檯面。然而現今並未有人提出一旦脫鉤,企業可能得在自由市場,以更高薪資才聘得到移工。

現實中,陸續有泰國、印尼移工在合約到期後,選擇返回經濟起飛的母國工作,或轉向其他亞洲發達國家就業。因為台灣付給移工的薪水,早已失去國際競爭力。身在第一線的人力市場,眼看基層勞力的缺口越來越大,政府卻沒能加速拓展新的移工輸出國,對於未來各種仰賴勞力的基層工作,將面臨無工可用的窘境,十分擔憂,先前以為移工取之不盡的印象,早已不復存在。

更何況,兩者薪資即使脫鉤,本勞也不盡然有更多的工作機會。因為製造產業外移,國內的需工量成長有限,而且傳產或勞力密集的電子業,都開始朝向智慧化生產發展;連以往高度倚賴人力的服務業,也朝向自動化與無人化的試驗模式靠攏。這意味著服務業的工作機會,將轉變為非勞力密集的型態。

低薪問題已讓整體社會付出許多隱形的成本,如教養與照顧的外包、親子關係的疏離,以及生育率低迷等。而這個問題有結構式成因,非典型就業人數增加,是原因之一。過去十年,非典型勞動力由65 萬升至80.5萬人,當中某些家庭經濟主要來源者,更需要兼差兩、三個,才能養家活口。

造成低薪的另一個成因是,台灣部分企業受到央行匯率管控、外匯存底高的影響,雖然經營效率不佳,但仍有口飯吃。企業不賺錢導致低薪集體化,進而引發高階人才向外尋求機會,同時也阻撓本國企業聘僱國外優秀人才的困難度。企業競爭力衰退,獲利下降,員工薪資當然難升。收入不漲,消費力自然下降,國庫稅收也無法增加進帳,連帶影響政府預算的投資。這一串環環相扣的關係鏈,各環節都要對症下藥,才能產生綜效。

身為企業經營者,我相當支持勞工的基本工資應該逐年提高;但也明白,片面要求資方加薪是無理的。低薪問題不會有一步到位的解方,但低薪影響的勞動力荒,政府與民眾都必須正視,無論是維持生活必要的服務,還是高齡社會仰賴的長照人力,都該有更妥善的解方。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民經濟學博士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2011年中部地區傑出總經理.第四屆台灣100 MVP經理人
海峽兩岸教育交流促進協會理事長
2014 年經濟部優良商人暨金商獎
2015年國家金璽獎.亞太企業精神獎
2016年名孚商界優良商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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