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的就服法修訂案-一人犯罪,豈應陪葬公司


勞動部近日宣布修改《就業服務法》總計15 條條文,是25 年來第一次大修法。新法草案將預告到10 月29 日,之後送法規會審議、後至行政院審查,但立法時程未定。修正法案當中有多處引發爭議,其中之最要數將個人違法行為的懲罰,不合理上綱到「法人」,要說是處以斬首行動亦不為過。例如,在新增訂的第40 條第18 款內容中,若有任一仲介從業人員違反性騷擾、違反人口販運、觸犯重傷害和殺人,以及妨害自由等罪被判刑,仲介公司將處以30 至150 萬
罰款,並廢止公司許可。同時也新增19 款條文,凡知悉雇主、被看護者與其家屬,或仲介從業人員曾犯有上述罪行者,應在24 小時向司法機關通報,否則將處以6 至30 萬罰款。

試問:師長對學生性騷擾、性侵害或暴力傷害,有任何法令會勒令學校或補習班關閉停業嗎?交通運輸公司或計程車的司機犯案,這些客運或計程車公司需要連坐受罰,甚至吊銷營業執照嗎?答案是沒有。那麼,勞動部為何要拿仲介公司開刀,以一人犯罪,公司陪葬的粗暴手法對待之;而懲罰所謂知情不報者,亦是擾民,罰款也異常沉重。

當然,就服法的修正也有改善當前法令不周之處,例如增訂或修改對雇主的行為約束。包含不得留置外勞護照,違者恐遭裁罰6 萬元到30 萬元;聘用非法外勞一案一罰,改一人一罰等,假設聘雇10 名非法外勞,最高可罰750 萬元。此外,若雇主對外勞有性侵害、人口販運等行為,增訂處罰及延長雇主管制年限,累犯恐終身禁止聘用外勞等。

我要重申「重罰不良雇主、不良仲介與逃逸外勞」,必須三管齊下,不該偏頗一方或僅重罰某方,才能合理保障就業服務相關方的工作權益,提高他們的服務品質。例如,當有明確重罰,雇主會降低聘僱逃逸外勞的意願,合法外勞也會因重懲而減少逃逸行為。尤其是有不良記錄的外勞,應有廢聘程序的退場機制,不宜再轉出,以免下一位雇主受害。再者,人權團體也應負起相對的言論責任,以更為宏觀的角度看待勞資關係兼顧雙方利益,避免偏頗,影響大眾認知。

我曾提議,讓外勞入境台灣時先繳納一定金額的保證金,用做未來如逃逸、罰款及遣返機票之用,否則像現在由就業安定基金支出負擔,簡直是變相鼓勵外勞逃逸。另一方面,有鑑於逃逸外勞已有專職非法媒介工作、毒品控制、盜採林木等獨立犯罪行為,因此第18 款條文的處罰對象應同時包含本國人和外國人,避免遺漏犯罪死角。

合理保障外國人工作權益是民主國家的必行之要,但我們不認同以犧牲本國人工作權益的錯誤立法,更不樂見勞動最高機關摒棄法人是否已盡注意、監督之責,強行要以
苛政管理私立就服機構的效能取向。

身為就服第一線的從業者,我們十分不解,18 款條文明顯違反憲法對人民基本人權的保障,並剝奪其他守法仲介人員的工作權,何以勞動部執意納入修正法案?就服同業齊力發聲:我們反對「台灣人的南洋奴條款」,勞動部不可霸凌仲介公司敬業無辜的數十萬名勞工與其家屬們。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民經濟學博士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2011年中部地區傑出總經理.第四屆台灣100 MVP經理人
海峽兩岸教育交流促進協會理事長
2014 年經濟部優良商人暨金商獎
2015年國家金璽獎.亞太企業精神獎
2016年名孚商界優良商人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