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去花蓮，成為慈濟醫院的第一位精神科醫師。當時整個東部只有七、八位精神科醫生，有兒童精神醫療經驗的，只有我。

我當時還兼精神科代主任，要常常代表科對管理階層發言。我發現，要達到目的，不能靠開會溝通，而得靠私下互動，是需要政治運作的。這讓我覺得很痛苦，我無法忍受用不公開、公平的手段達到目的，但我卻陷入集體行動的困境，產生對個人的壓抑。

我原本期待用組織的力量，來完成偉大的醫療志業；但事實上，我卻成了被困在大醫院裡的小醫師。我以為我留在體制裡就能達成夢想，現在想想，那個夢想就是根胡蘿蔔，讓我不敢離開讓自己不開心的體制。但那時候只覺得，只要一離開，一切都沒了，過去3年的經驗沒了，人生規畫也得重來了。要是真失去了這些，我還剩下什麼？

那時候，我的宿舍在11樓，每天站在陽台上吹風，都痛苦得想往下跳。

有一天，我跟我的好朋友田雅各醫生翹班，半夜跑去文山溫泉泡澡，下午再飆去合歡山看日落。當我站在那三角點上，突然間，天地之大……。

「我為什麼不可以離開我想像的人生呢？」我問自己。

我們原本有很多夢想，但是隨著慢慢長大，我們會選擇把時間和精力只投注在某幾個夢想上，而忘記了其他。然而，等這一、兩個夢想幻滅的時候，我們就以為人生一切都完了。

我發現我是可以離開的，我還有好多事想做。1995年我離開花蓮。決定到台大醫院工作之後，我請旅行社訂了一張「環球票」，那時候我已經35歲了，卻決定要環遊世界。81天，我去了10幾個國家。

慈濟醫院的經驗讓我更了解自己，我不喜歡命令別人，也不想去追求組織裡的頭銜，當個主任、副院長之類的，反而喜歡用協調來管理，這讓我很難成為一個積極型的管理者。我很清楚我無法在醫學中心發展，反而適合做自由業，但是自由業已經愈來愈不自由，因為資本集中，社會並不歡迎我這樣的人。但我就是我，我必須要接受，這樣的我獲得的名與利會比別人少，但實際上，我需要的也不是那麼多。

兩年後，我終究還是離開了台大醫院，成立了自己的心理治療診所。但是我的夢想，我的志業，還在。

（採訪·撰文／陳芳毓，攝影／賀大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