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因疫情取消，已付出的成本由誰負擔？律師這樣說

2020 年新冠肺炎肆虐，台灣在防疫團隊及全民的共同努力下，締造了 253 天沒有本土案例的成績。然而，12 月底發生 771 號本土感染案例後，各地方政府、表演團體等面臨是否要停辦或展延耶誕慶典及跨年活動的難題。大型活動的延期或取消，是為了避免疫情擴散而不得不做的措施，但 從相關廠商、贊助商、工作者的角度思考，取消或延期活動所造成的「損失」該由誰分擔？

跨年活動因疫情而無法舉行，先檢視契約有無「不可抗力」條款

自法律的角度分析，因為疫情而導致的履約爭議，首先應檢視契約中有無明定「不可抗力」的相關條款。台灣法律雖然沒有「不可抗力」的明文規定，但是實務判決中已經普遍採納此原則。最著名的案件是 SARS 期間的全國大學運動會（以下簡稱全大運）訴訟案（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6 年度重上字第 37 號）。

案件事實發生於民國 92 年，當時全大運承辦單位台灣體育學院（現在為台灣體育大學）因為 SARS 的原因，遭教育部命令停辦全大運，造成贊助商、承包商上千萬元的損害，雙方因此對簿公堂。法院判決認為，台灣體育學院與贊助商及承包商間簽署的契約訂有「不可抗力條款」，意即當全大運因為颱風、地震等天災事變而延期或取消，廠商不能向台灣體育學院請求損害賠償。

法院審酌 SARS 疫情確實屬於相當於天災的不可抗力，全大運因為 SARS 取消，來自於教育部因應疫情所下的指示，廠商雖然因此受到損失，但不能對台灣體育學院求償。新冠肺炎的嚴重程度，相較於 SARS 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目前也陸續有法院判決針對國際旅遊契約爭議，認定新冠肺炎符合不可抗力的要件，所以上述的全大運訴訟，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

簽約時已知可能發生的事情，不能適用「不可抗力」

如果契約雙方沒有明文約定「不可抗力」條款，也可以援引民法第 227 條之 2 情事變更原則：「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作為契約當事人於疫情等特殊情況發生後，雙方調整契約權利義務內容的法律基礎。

不過，無論援引「不可抗力條款」或「情事變更原則」，都必須符合「締約當時雙方無法預料，或合理推測發生機率極低」的要件；反之，如果締約當時已經發生、或雙方都合理認知必然會發生的事情，就不能適用「不可抗力」或「情事變更」。

舉例而言，「戰爭」是一個常見的不可抗力事由，但如果某廠商明知敘利亞目前正在內戰，仍與敘利亞公司簽署當地的營建合約，事後果然因為戰爭的因素導致無法履約，那該廠商可能就無法再以「戰爭」當作理由主張不可抗力或情事變更，原因很簡單，既然戰爭是締約當時的既成事實，而非一個無法預測的事由，可能就無法適用不可抗力或情事變更。

疫情期間簽署合約，建議納入因本土案例而無法舉行的相關規範

基於上述的法理，新冠肺炎疫情自 2020 年 1 月底開始肆虐全世界，倘若是在 2020 年以前簽署的契約，於後續履約上因疫情受到影響，則適用不可抗力或情事變更的機會較高；反之，如果是在新冠肺炎開始大流行後才簽署的契約，能否適用不可抗力或情事變更，就會產生問題。

縱然台灣自 4 月以來長期沒有本土案例，但任何人都無法確保台灣往後不會再出現本土案例，甚至走向封城或是限聚的結果。因此，只要是在疫情期間簽署的契約，簽約雙方都理應要審酌「台灣發生本土案例」甚至是「台灣發生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可能性。

回歸本題，台灣年底預計舉辦的跨年晚會等活動，是否因 771 號本土感染案例而取消或延期、相關的損失應如何分擔等，必須先視雙方簽署的契約中就此部分有無明確約定相關標準，如果沒有另外約定，則應審視簽約時間點是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發生前或後，以及是否符合民法第 227 條之 2 情事變更原則的要件。

可以預期的是，對於新冠肺炎大流行後才簽署的契約，法院適用不可抗力或情事變更的要件及要求一定較為嚴格，而非理所當然可以適用。能否適用不可抗力或情事變更，涉及雙方如何舉證說明締約當時究竟可否預期「台灣出現本土案例」或「因本土案例導致活動無法舉辦」等情況發生，這也將直接影響契約當事人之責任分配。

總體來說，在疫情持續蔓延的情況下，履約雙方往往因疫情而面臨高度履約風險，為了將法律風險降至最低，建議讀者於簽署契約時，都必須「超前部署」，預先在契約中明定「因疫情而終止活動或契約之標準」及「終止契約後所生損害之分擔方式」，這樣才能將契約之法律風險降到最低，避免遭受無端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