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 2017 年上任時，主張中國的貿易手段不公平，不僅造成長期貿易逆差，亦涉嫌竊取智慧財產權，指控中國是經濟侵略與剝削者。旋即課徵高關稅與限制出口，建造貿易壁壘以削弱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直接點名中國科技公司華為（HUAWEI）禁止購買美國的晶片（由半導體原料製成）與半導體零組件，意在箝制其 5G 技術發展，因為通訊技術攸關軍事機密，擔心華為與中國軍方掛鉤，因此上升成國安議題。而拜登（Joe Biden）接任後仍延續中美貿易戰基礎，推動《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和「Chip 4」美日韓台四國晶片聯盟，祭出一系列晶片禁令，連輝達（NVIDIA）都為此客製專門售給中國的晶片，以符合管制範圍。
尤其在 COVID-19 疫情後，因短期需求波動與工廠停工，導致原物料缺貨、國際海運塞港、排不到貨櫃等，綜合貿易戰因素，引發全球晶片危機。這時，眾人才意會到，沒了晶片，終端商品就無法出貨，且面臨供貨風險。但半導體作為全球性產業，其設計研發、生產、封裝已在各國之間交織成一張網，又半導體素來視為台灣核心產業，在產業鏈亦扮演要角，就更難以忽視地緣政治的動向。
考量政治角力、供應鏈避險，比壓低營運成本更重要
地緣政治博弈下，全球供應鏈不再單純只是經濟問題。過往跨國企業隨著全球化浪潮，以成本效益、客戶關係為營運首要考量，如早期中國推行經濟開放，以優惠政策和低廉勞力吸引台商到當地設廠。如今則不然，環境迫使企業必須加入政治觀點看國際經濟局勢，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就曾說「全球化已死」。
在當今處境下，鞏固供應鏈安全與降低風險，比壓低營運成本更重要。企業傾向轉為「短鏈」避險，讓生產基地貼近消費市場，增加可控性，這樣的情況會讓產業布局逐漸「區域化」。
業者不再以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提出的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為專業化生產的唯一考量條件。
而半導體深受地緣政治波及的因素有幾個：首先，半導體作為科技發展的核心，當前趨勢AI、雲端運算、自駕車⋯⋯等產業都需仰賴晶片，一旦面臨技術封鎖、貿易制裁措施，都可能導致供應鏈中斷；其次是科技與國力掛上等號，主要經濟體如美國、中國、日本爭相占據制高點，在技術競爭上優先保護國內發展，相互傾軋；再來是企業身處不確定性，會為了規避風險而轉移生產線，調整全球產能布局。另一方面，各國為吸引半導體企業入境，而大舉補貼，形成新的競爭態勢。
台積電掌控全球運算力，在代工端，最能俯瞰市場動向
台灣非但避不開地緣政治的議題，隨著美中齟齬、台海局勢升溫，更因為有著世界晶圓代工大廠台積電，一再現身於國際政治舞台前。《晶片戰爭》指出「台積電生產全球 11% 記憶體晶片，製造全球 37％ 邏輯晶片。萬一台灣晶片廠因衝擊停工，接下來的那一年運算力產出會縮減 37％，損失上兆美元。」致使台海和平的重要性不斷浮上檯面，俄烏戰爭已延續 2 年之久，各界也在觀察中國是否會伺機而動。覆巢之下無完卵，一旦中國犯台，也威脅著晶圓廠的安危，沒有台積電的生產，全球的數位發展與經濟都會被癱瘓。
究竟為何台積電能擁有如此不可撼動的地位？如今市面上超過 9 成以上最先進的晶片處理器都由台積電製造，輝達創辦人黃仁勳也直說「我們現在都要靠這間公司吃飯。」這得回歸到半導體的產業特性，台積電代工廠的商業模式，透過水平分工，讓晶片廠降低一手包辦的生產風險，在每個環節的開發過程也能更為專業，例如英國矽智財公司安謀控股（ARM）授權處理器架構給開發者、晶片商輝達負責設計晶片、再發包給製造代工廠、封裝測試廠等等，形成環環相扣的緊密供應鏈。
現在全球半導體代工的市場中，台積電市占約為 60%，更獨有高階晶片製造技術與高產能，如3奈米的晶片目前僅有台積電能夠量產，2 奈米的晶片也預計 2025 年開始量產，遠甩同業三星（Samsung）。其合作的企業多為無廠半導體公司，如輝達、超微（AMD），據悉委託製造的企業已逾 500 家，《半導體地緣政治學》分析，正是因爲這些全球半導體業者建立的合作關係，讓台積電縱使處於產業環節末端的代工位置，卻是最能夠洞悉客戶需求、俯瞰市場動向的晶片巨頭。
高度的晶圓製程分工，使美國已然擁有前沿的設計技術，也因為缺乏後端的應用製程，而始終無法獨霸產業鏈，因此要求台積電赴美設廠，同時以科技管制去抑制中國的研發量能。例如，在川普政府時期便開始圍堵華為，透過原料跟技術的限制，想要讓華為逐步失去資源，最好能夠直接「斷鏈」。
地緣博奕重畫半導體版圖，如何敏銳避險、連結與競合？
然而即便禁止美國企業販售零組件，仍無法斬斷華為的命脈。由於高階晶片都由台積電供應，而華為旗下還有一間晶片設計公司海思半導體，其開發的晶片都委託台積電生產。美國再度擴大禁令，使得台積電進入限制範圍中。同時為了確保美國科技發展，也協同歐洲艦隊協防台灣海峽。
在全球政局高度敏感之際，半導體作為重要的戰略物資，想在美中之間左右逢源，著實不易，對此，台積電也有敏銳的地緣政治避險策略。《半導體地緣政治學》指出，在美國對華為實施禁令前，台積電的營業額 5 成來自美國、2 成來自中國，失去任何一個市場絕非台積電所樂見。即便應美國要求到亞利桑那州（Arizona）設廠，但預計會先在 2025 上半年，移轉 4 奈米的量產技術，至於先進的 3 奈米、2 奈米則會留在台灣；面對中國，在對岸的生產據點主要生產 28 奈米，為上一代晶圓，如此一來既不會踩到美國底線，亦可以持續投資中國市場。
此外，近來台積電在日本熊本設廠一事備受關注，據《矽島的危與機》分析，1988 年日本在記憶體市場有 9 成的市占，如今30年過去只剩下一成，雖然大不如前，但仍有良好的產業體質，現在正欠缺頂尖製程。日本因為政治敵對，不便與韓、中合作，又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與美國呈現不對等關係。此時在地緣考量上，台灣是互補首選，擁有工業基礎的日本能夠提供影像處理技術、感測器，結合台積電的製程專業，有望開啟車用半導體的新市場。
歐洲在半導體的發展上就略顯遲緩，雖然區域內仍有像是專做半導體光刻技術的艾司摩爾（ASML）、授權 IP 框架的安謀、低功耗無線晶片公司 Nordic 半導體⋯⋯等，卻因為投資不足，市占率日益下滑。在先前疫情缺晶片時，歐洲的汽車行業受到大幅度衝擊，也讓他們也開始加注半導體發展，於 2022 年推行《歐洲晶片法》（European Chips Act），鼓勵企業到歐洲設立半導體廠，預計在 2030 年前預計投入 430 億歐元，目標是 2030 年將歐盟占全球晶片的生產比例從 9% 提高到 20%，擺脫對亞洲和美國的高度依賴。對此，台積電正被歐洲積極遊說設廠中。
在地緣政治的影響下，半導體產業任何動向都攸關國際事件，台灣素來以科技業人才見長，不可能與外國毫無連結而置身事外。在美中角力、政治局勢下的動向，誠如《晶片戰爭》所述：「這次的對峙已不是為了一個貧窮的島嶼，這次的戰場將是那顆在數位世界裡怦怦跳動的心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