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章中甚少談政治，因為我是個正牌的「芋頭蕃薯」，常常自認是中間選民。我的好朋友們藍綠都有、兩岸兼容，所以為了不引起爭議，盡量避免寫政治話題。

在好朋友聚會時，我原本經常不知道如何參與這些政治議題的討論，幸好經過多年沉澱，每一個圈子都自然演化為「同溫圈子」，只要知道圈子的顏色，就不用擔心說錯話。有時候朋友也會開玩笑，說我是「牆頭草，風吹兩面倒」，但這種身分也為我帶來了一個好處：雙方的立場都能理解，雙方的言論也都聽得進去，而且覺得都有道理。

即使每個月聚餐一次，同窗情誼已經超過半世紀的初高中「綠色」同學會，最近也因為挺柯反柯、地方選舉慘敗，而經常出現「綠色茶壺裡的風暴」。幸好大家終究是擁有堅強革命感情的基礎，在爭吵進入白熱化之際，總有還沒喝醉的同學跳出來打打圓場、轉移話題。

台灣喝酒文化中最精采的，也是許多人詬病的「勸酒」，在這個時候就發揮了正面作用：酒杯一舉、大聲吆喝「來、來、來、來」，一杯乾下肚，立刻換了話題，「同學同志」情誼依舊。

扶老攜幼排隊投票

2018 年 11 月 24 日我起了個大早，做完全套運動之後，10 點左右趕到投票所，排了一個多小時的隊，把公民的義務盡了。下午趕去台大管理學院為 EMBA 基金會演講。即使是選舉投票日，仍然來了近 300 人聽我講的「企業致勝與企業文化」。

早上投票時，長長的排隊人龍中不乏白髮蒼蒼、拄拐杖、坐輪椅、兒女扶持的長者，也不乏攜子帶幼的年輕夫妻，頂著大太陽，一邊排隊，一邊和左鄰右舍熟人打招呼，還一邊跟小孩子們解釋什麼是民主投票。奇怪的是，排隊的這個時候，反而沒有人在談政治，沒有人在談藍綠和統獨。偶爾有人剛到，問及是否正確的隊伍，遙望人龍的尾巴，嘴裡碎念兩聲之後，仍然排隊去了。

這個號稱是對蔡英文政府期中考的地方縣市長選舉，終於以執政黨慘敗來收場。

領導國家和縣市與經營企業

縱觀蔣經國總統以降，歷經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到今天的蔡英文總統，台灣的經濟發展每況愈下，老百姓的不滿也日益嚴重。許多人都在問：「台灣式的民主制度是不是出了問題？」其實，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它使人類脫離了動物群聚的本性、訴諸武力統治的模式。台灣不流血的民主化進程，更是全球的典範。

就如同企業由盛而衰，問題仍然在「策略」、「管理」、「價值觀」上出現了失誤，而這三者都是由手握權力的「人」所決定的，所以與其說是「制度」的，還不如說是「人」的問題。

在《禮記．禮運大同篇》中就已經提到，政府治理要「選賢與能」，以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選出人品道德與治理能力俱佳的人選。

人之為人，難免會有七情六慾的時候，也極難避免「貪瞋痴慢疑」五毒的侵蝕。在人品道德方面，縱使選舉時沒有問題，也不能保證權力在握時會產生變化，因此，必須靠輿論和制度來監督約束。

國家領導人的治國能力，則是影響國家興衰 ── 尤其經濟發展 ── 的一個關鍵。治國能力就如同企業經營管理能力，並非與生俱來的，是必須經過學習、培養而成的。

大陸的人才在政府，台灣的人才在企業

台灣經過解除戒嚴、黨禁、報禁的過程，更進一步於 1987 年開放兩岸探親。

我有一位企業界的前輩，當時立即動身前往中國大陸，進行長達一個月的考察行程。北京、上海、廣州是必去的，還走訪了幾個二線城市，接觸對象包括了政府官員和國企領導。他回到台灣之後，我就抽空去見他，請益此行的見聞。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他對海峽兩岸人才比較的總結。他說：「中國大陸的人才在政府，台灣的人才在企業。」

當時聽到這句話，雖然印象很深刻，但並不是非常明白其中的道理。總覺得當時的中國大陸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一切都是國有。這麼大的國家，能夠成為政府領導人，肯定是菁英中的菁英。而台灣經濟發展的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主要是靠著台商在全球打拚，才能取得傲人的成績，若以成果論，台灣企業家必然是人才中的菁英。

30 年後的理解

因緣際會之下，我從 1988 年開始了長達 25 年的跨國企業海外派駐生涯，其中長達 20 年是常駐在中國大陸。在我派駐海外期間，對於中國大陸有了深入的認識，見證了從改革開放初期的百廢待舉，到今天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其間的變化不可謂不大。在派駐海外期間，每年只有少數幾次回到台灣探親度假，使得台灣反而成為我最不了解的家鄉。

2012 年 6 月底，我正式從職場退休，自此之後定居台灣，重新融入台灣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退休後的 6 年半，經過各種同溫層圈子的洗腦、電視台名嘴的轟炸，各種大小選舉、公投、政黨輪替之後，1987 年企業前輩的那句話又浮現在腦海裡。這一次，我似乎摸索到了真正的「原因」。

大陸政府體系的人品道德與治理能力

自從大陸改革開放後，經濟高速成長，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確實獲得很大的改善，但是貪腐問題始終如影隨形，擺脫不了。隨著習近平上台後加強打貪的力度，貪腐的層級和規模一再刷新紀錄，令人咋舌。很明顯地，大陸政府領導的問題出在人品道德，但是改革開放、經濟成長的結果，則源自政府官員的治理能力。

關於人品道德的問題，或許可以歸咎於十年文革，以及大陸價值觀的淪喪。而強大的治理能力，卻來自於大陸政府重視培訓和逐步提拔晉升所帶來的工作歷練。

由於一黨專政，大陸政府和國企一直有所謂的雙軌管理制度：擔任行政職務者的培訓，由國家行政幹部管理學院負責；擔任黨組織職務者的培訓，則由黨校和團校負責。

早在 1996 年，大陸政府即著手進行政府和國企領導人的 MBA 課程培訓，課程內容包含大量最新的經營管理實務和理論，連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教授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的《競爭策略》（Competitive Strategy）和《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兩本書都排在課程裡。

政府官員的提拔和晉升，更是宛如企業一般。除了工作單位的考核推薦之外，還要經過共產黨組織部的考核、建議與監督，就像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一樣，以確保官員晉升必須經過的培訓和歷練，循序漸進。

台灣政府體系的人品道德與治理能力

在台灣民主選舉制度下運作的政府體制，政府機關的公務員升遷也遵從相同的運作模式，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首長、縣市議員和立法委員，則是經由民主選舉產生。

對於政府首長的人品道德，有輿論和嚴密的監管制度來監督和確保，但是在選舉期間，候選人的人品道德則成為選舉攻防的焦點。因此抹黑、造謠、假新聞和各種陰謀論就層出不窮。在治理能力方面，由於民主選舉制度的關係，選戰贏者就可以一步登天、一夕成名，治理能力反而不會得到選民的關注，也因此，與之有關的施政方向與政見就成了不重要的陪襯。

從李登輝之後的台灣總統和地方政府首長的政績不振、經濟下滑，都與其治理能力、培訓、歷練不夠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只要選贏了，毫無行政和經營管理經驗的律師、教授、黨務人士就可以擔任政府的首長，沒有人會去質疑他們的能力和經驗是否能夠勝任這麼重要的職責。試想一下，一個跨國企業的董事長或執行長，由一個毫無訓練和歷練的人來幹，企業所承擔的風險有多大？更何況是一個國家的總統或城市的市長。

台灣應重視、培養治理能力

類似中國大陸的企業經營模式，只有在一黨專政的情況下才能辦到。台灣是個民主國家，政府首長必須經由民選產生，當然不可能像中國大陸一樣，透過考核、提拔、晉升循序漸進，因而擁有適當的治理能力。但是，政黨可以學習企業對人才的培育方式，提升自家政黨推舉人選的治理能力。

時下的台灣，不僅是大學名校紛紛成立 EMBA 班，連公協會、媒體、人力資源、審計、顧問等規模較大的公司都加入這個浪潮，成立「商學院」、「CEO 學院」，為企業的轉型升級和接班培訓人才。可是關係著國家發展和萬民生計的總統、縣市首長的民主選舉候選人的治理能力，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豈不奇怪？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一般簡稱為北農）前總經理吳音寧，由於沒有受過企業經營管理的訓練與歷練，因此被封為「年薪 250 萬的實習生」，原因就是政治任命。政治任命並不會將治理能力直接灌輸給被任命的人，同樣地，選票也不會灌輸治理能力給贏得民主選舉的候選人。相反地，選票往往會使贏得選舉的人自我催眠，真的以為自己無所不能。

組閣與創業團隊

我一再強調，創業與就業的差別就在於「就業是靠自己的長板，創業則是玩自己的短板。」

贏得選戰的政府首長，可以透過組閣延攬人才，加強自己的施政和治理能力，就如同創業者可以延攬人才，組成自己的創業團隊。但是，先決條件是創業者自己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力」，然後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短板是什麼，才能延攬與自己專業、資源、個性、能力互補，同時又有共同價值觀和願景的創業團隊成員。

對於治理能力不足而又贏得選戰的人，選票經常會讓人出現盲點，看不到自己的短板，以酬庸形式組閣，造成將來施政失敗、忽視民意、無法連任的結果。

補救之道

民主制度下，人品道德有輿論和制度來監管，可是同樣重要的治理能力卻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如果台灣可以由獨立於政府和政黨之外的機構，組織類似 EMBA 之於企業的「國家治理能力」培訓課程，並得到政府、政黨、社會的支持，凡是參與民主選舉的候選人，必須經過此機構的培訓與認證，則民主選舉制度的風險必將大幅降低。

結語

在我 40 年的職涯中，始終堅持學習與創新。凡是訂了目標要執行的任務，我總是分三個步驟去達成，因為我曾受過「欲速則不達」的教訓之苦。

1987 年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解嚴，1991 年國民大會全面改選，1992 年立法院全面改選，1996 年首次總統直選。台灣在總統直選後，可以稱得上由威權體制進入民主制度，距今也將近 23 年，早已過了「有」的階段，但仍然稱不上「好」。

這次地方選舉，民意翻轉使得執政黨慘敗，大家都在檢討原因。不管是執政黨或是在野黨，都仍然糾結在意識型態的是與非上，也就是仍然在要求民主制度要更「好」的階段。政黨已經輪替兩次了，眼看著又是另一個輪替的前兆出現，兩黨仍然在互相攻訐，爭辯誰對台灣比較好。

我對這次大翻轉的解讀是，選民已經對這個「好不好」的階段厭倦了。選民們關注的、要求的，是究竟民主選舉制度對經濟發展和萬民生計「有沒有效」？而民主選舉制度有沒有效，歸根究柢在於政黨是否推出「賢」與「能」的候選人。 過去 20 多年，兩黨始終陷落在意識型態，以及候選人是否具備高超人品道德的漩渦裡，卻忘了「有沒有效」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候選人有沒有治理能力。

30 多年前，我的前輩說「台灣的人才在企業」，當年的企業人才都已垂垂老矣，卻仍然緊握產業資源牢牢不放。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台灣的政黨政治裡。

企業界已經認識到人才培養與接班的問題，關係到企業的生死存亡，也因為如此，EMBA 班如雨後春筍般地到處萌芽壯大。唯有透過學習、培養、歷練、經驗，才能出現禁得起挑戰與考驗的企業人才。

在華人世界裡，台灣是唯一擁有傲人民主選舉制度的地方。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們都可以向全世界驕傲地說：「台灣的人才不僅僅在企業，也在政府。」

（本文整理、摘錄自《每個人都可以成功》，商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