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我們與惡的距離》入圍 2019 年第 54 屆金鐘獎 14 項，女主角賈靜雯出道 29 年首度入圍金鐘就勇奪視后；同劇的溫昇豪、曾沛慈分別拿下戲劇節目男女配角獎，編劇和導演也得到獎項，《我們與惡的距離》最終拿下戲劇節目大獎。這部戲到底在紅什麼？為什麼能在社群上掀起這麼多討論？

入圍金鐘 14 項，《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多紅？

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3/24 開播至今，每到播出日社群平台就會出現「鋪天蓋地」的討論，就連需要付費才能觀看的線上影音平台「公視+」，還曾在第 5 集首播時段，因為湧入太多用戶同時觀看而當機，緊急搶修到半夜才恢復。

這部影集是公視繼《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之後，再一次觸碰到社會敏感議題、震撼影視圈。上一次藉由劇本反思社會對於教育和成功的定義偏狹，所導致的家庭關係扭曲，這次則以無差別殺人事件做為劇情核心，延伸出受害者、被害者、辯護律師等相關家庭的故事。

劇中，負責為殺人犯辯護的律師不被家人理解，在委託人被槍決的那天，一面流著淚、一面反問岳父、岳母「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挑戰社會對於主流價值「好」與「壞」的定義。

儘管公視一直以來的選題都比商業台來得嚴肅寫實，但會選擇無差別殺人、死刑犯這樣相對爭議性的題材，仍引起外界高度好奇。

劇本的起心動念：當社會發生無差別殺人，我們怎麼面對？

對此，《我們與惡的距離》編劇呂蒔媛在花絮影片分享了自己寫這齣劇本的起心動念，「很大一部份來自恐懼，很想要去找出自己害怕的原因。」如同她過去以生命禮儀公司為題材寫的《出境事務所》，背後有著害怕死亡的心理，《我們與惡的距離》則是害怕類似的殺人事件發生在自己身邊。

她解釋， 一般人遇到重大事件的時候會選擇不看，或是咒罵，甚至好像只要傷害別人的人直接消失，這個世界就會變好，「事實上，它（懼怕及逃避心理）很難停止，重點反而是當事情發生時，要不要學著去面對眼前的課題，找出能弭平難過跟傷痛的解方。」

身為編劇，呂蒔媛想的是「怎麼樣能夠接住這些苦難的人」，可能是被害者、加害者和他們各自的家屬，也可能是所有因此受到波及、對身心產生影響的人。而我們，可能就是這些人之中的一份子，都需要學會面對和處理。

不忙著貼上善、惡的標籤，才能真心理解他人

《我們與惡的距離》想談論的另一個重點，是人們有意、無意間給予他人「標籤化」的習慣。

例如被貼上「殺人犯妹妹」標籤的李曉文，得要改名、說自己父母車禍過世才能重新在社會立足；患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因為大眾對病症的不了解，硬是為他貼上「神經病」「隨時會發病，不要靠近他」等負面標籤，讓他出院後要重回社會及職場變得更加艱辛。

「標籤讓我們害怕，讓我們對這個人完全不了解。」呂蒔媛表示，去掉先入為主的看法、把標籤撕掉，正是這齣戲的初衷。

但是，該如何展現關懷，同時又能不帶立場、盡可能留給觀眾自行思考及判斷的空間？導演林君陽坦言，除了技術層面問題，拍這部戲最困難的，就是觀點的掌握。「 我不希望一開始就讓觀眾覺得，你在告訴我他們是好人，或是你在告訴我他們是壞人。我們希望在不偏頗任何人的呈現下，讓觀眾將每個人視為平等的個體，要認同誰，你自己決定。 」

因此，《我們與惡的距離》片頭總是以一則時事新聞，搭配網友在底下的各方評論做為每集開頭。其中一集以「隨機殺人犯伏法，家屬神隱兩年終於現身」為主題，記者一路跟拍加害者的家屬、進行追問，呈現出媒體的確會影響社會討論風向的事實，也反映出資訊傳遞快速的時代中，社群上特別容易出現被公審、放大檢視的現象（檢討加害者的家人）。

緊接著，才在後續的劇情內容中，透過時而分單元、時而以對比方式，分別呈現了被害者、加害者及其辯護律師的情緒狀態，也講述他們各自的家庭、工作樣貌和現實遇到的瓶頸。

「太多人不理解、不諒解跟害怕，讓這樣的悲劇一再發生，甚至更加惡化。」呂蒔媛說，因為做了田野調查，知道台灣有20幾萬個家庭有著患有精神疾病的家人，比例將近台灣總人口的1%，希望藉由應思聰的角色，大家可以試著理解他們及家屬的苦跟難，不是把他們關起來、送去醫院、吃藥就可以結束，「少掉一些對精神疾病的恐懼，他們才有更多力量可以走出來，不會覺得自己反覆被社會拒絕。」

《我們與惡的距離》最終目的：展開對話、引發共感

至於這齣戲最終想達到的目的，呂蒔媛說，「很難說一個戲劇就能改變人，但至少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裡面找到自己可以詮釋的角度，就有多一些對話的空間。」唯有當你真心想要理解這群人、事件背後的動機和原因，你才有機會去理解為什麼他們想法是這樣、為什麼他們決定這樣做，累積這樣的練習，你才可能慢慢連結起這跟家庭、社會體制、整個環境變化的關係，進一步推敲出事實的脈絡。

這樣的精神其實一直貫穿在公視做的每齣戲劇中，就像《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雖然反映出社會長期陷入的名校迷思，同時呈現孩子承受的課業壓力及不安全感所引發的家庭緊張，但絕對不是要控訴和妖魔化父母，公視節目部經理、同時也是《孩子》及《與惡》的監製於蓓華再三強調，「我們要說話的對象是整個社會，挑戰主流價值定義的『成功』。」

那麼，對公視而言，怎麼定義一齣劇的成功？於蓓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們，

「真正的成功，不是收視率創新高、登上國際最大平台，也不是突破同溫層、觸擊更廣的觀眾，而是議題發酵，誘發很多人的共感，寫下了很多的 me too。」

不過，呂蒔媛在 4/1 的特映會中表示，看完這齣劇，產生自己的想法、有所體悟是好事，但不需要有非懂誰不可的包袱。她坦言，這段時間最怕聽到以「你到底有沒有看懂這齣戲要講什麼」作為開頭的討論，畢竟，每個人看事情都有自己的觀點，不希望有人單方面指責「你沒有看懂劇本想說的事」，只是期待可以透過劇情展開對話，溫柔的跨進你本來忽視和反對的世界就好。「願意試著去了解不同人的處境，因此擁有了自己的觀點，那就是看懂這齣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