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對貧富差距有感嗎？根據主計處 2024 年統計，台灣收入最高的前 20% 家庭和最低的 20%，差距近 67 倍，如果這樣「不平等」的社會態勢持續下去，會造成什麼影響？

《成功的反思》、《正義》作者、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麥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對台演講指出，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崛起的原因，就是不平等。

學歷至上與菁英主義，造就成功人士的「功績傲慢」

先從國家教育根基談起，台灣雖與美國國情不同，但同樣面臨菁英主義與學歷至上的挑戰。當台灣父母告誡孩子「好好念書，不然就會像那個工人一樣」時，我們是否也在無形中強化尊嚴的不平等？

在台灣，大學錄取率已超過 95%，研究所入學門檻也不斷放寬，但頂尖大學與一般大學的社會評價差距卻愈來愈大。且，隨著不平等加劇，成功人士將自己的成功視為純粹個人努力的結果，形成了「功績傲慢」（meritocratic hubris）。桑德爾批評這種「菁英主義的理想本身有缺陷，它對共同利益有腐蝕作用，它教導成功者認為自己的成功完全是自己的功勞，忘記了運氣和好運，忘記了那些使他們的成就成為可能的人。」

勞動階層喪失工作尊嚴，加速反菁英論述崛起

再者，勞動階層喪失工作尊嚴也會使政治轉向，「那些可能沒有大學學位、在製造業或農業工作的人越來越感到自己的工作不受尊重；而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菁英，看不起那些缺乏學位和證書的人。」

桑德爾指出，工人階級的背叛感與尊嚴喪失，為川普的崛起鋪平了道路。原因在於 1990 年代開始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本質：「全球化在正統意義上意味著，國家邊界不再重要，理想情況下應該在商品、資本和人員流動方面被克服。」這一進程在美國產生嚴重的不平等後果，讓美國中西部各州，即工業心臟地帶的普通工人工資停滯了 50 年之久，給頂層 10% 帶來了巨大收益。但對底層一半人口來說，幾乎沒有分享到這些收益。

當工人階級感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被輕視時，川普的反菁英論述提供了一種情感認同和尊嚴恢復的希望。因此，川普的崛起本質上是對經濟不平等、文化認同危機和尊嚴缺失的綜合回應。

高等教育代表「菁英機構」的箭靶？

近來川普政府已採取一系列針對哈佛的懲罰性措施，包括凍結 22 億美元的聯邦研究資金、威脅取消哈佛的免稅地位，甚至威脅取消所有在哈佛就讀國際學生的簽證，這些學生約占哈佛學生總數的1/4。

川普政府以打擊校園反猶太主義的名義，要求哈佛接受政府對其招聘實踐、招生政策和學術計劃的審計與審查，以確保所謂的「意識形態多樣性」。

桑德爾認為「真正的原因是，川普認為像哈佛這樣的大學在意識形態上傾向於反對他。」川普利用對菁英機構的不滿來動員選民，哈佛拒絕接受這些被認為會侵犯學術自由的條件，導致衝突升高。

政策討論應建立跨階層的社會對話機制

但在台灣政治中，我們也愈來愈常見針對「學者」、「專家」的質疑論述，如果台灣的政策討論只反映「菁英視角」，忽視基層工作者的經驗和困境時，這種信任鴻溝就會被政治人物利用，轉化為分化性的政治動員。桑德爾提醒，應對這一挑戰不在於譴責「反智」，而在於聆聽被邊緣化群體的聲音，並重建跨階層的社會對話機制。

面對菁英主義的危機與社會分化的加劇，前車之鑑是川普的第一任期，桑德爾認為，川普最大的經濟成就僅僅是一項減稅政策，但這項政策實際上並未幫助將他送進白宮的藍領工人，而是主要惠及大企業和富人。這就像一個政治人物承諾給每位村民一頭牛，當選後卻只給村裡最富有的家庭送去了奶牛。

他也批評民主黨「太專注於抵抗川普，而沒有反思：他們所提供的內容為什麼不足以打敗川普？」這一洞見同樣適用於台灣政治，各陣營忙於批判對手，卻鮮少提出真正能跨越政治鴻溝的願景。

建立一個經濟不平等下，也能共享共同生活的社會

桑德爾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展開對談，集成《未來的戰鬥》一書，認為從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造成的不平等，最終將導致民主危機與社會撕裂。

桑德爾的願景，是「重新構想經濟角色，不僅促進 GDP，還培養能夠共同商議大問題的公民」，就像經濟政策不僅關乎成長數字，更關乎其如何塑造民主公民能力，我們的教育是否培養能理性討論公共事務的公民？

而最終的目的是「廣泛民主平等狀態」，不是絕對的結果平等，而是「經濟不平等不會破壞我們共享共同生活能力」的社會。對台灣而言，這提醒我們關注貧富差距如何影響社會互動與共同體意識。當不同階層的生活經驗與價值觀愈來愈分化，民主協商的基礎也越來越脆弱。

核稿編輯：張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