撲殺走私貓 vs. 冒疫病風險救貓，怎麼選？面對「道德困境」的思辨
面對必須殺死一個無辜的生命才能挽救幾條性命的情境，我們就陷入了道德困境。
我們來討論一項實際上的道德兩難，在某些面向上和失控電車的想像故事類似，但因為無法確定事情會如何發展而變得更加複雜：
美國海豹部隊的真實事件
2005 年 6 月，士官盧崔（Marcus Luttrell）與另外 3 名美國海豹部隊成員組成一支特種部隊，展開一項祕密偵察任務，地點在阿富汗接近巴基斯坦邊界處，目標是要找出一名與賓拉登關係密切的塔利班領導人。根據情報報告，他們的目標手下有 140 至 150 名全副武裝的戰士，並且藏匿在險惡山區的一座村莊裡。
這支特種部隊在俯瞰那座村莊的一處山脊上就定位之後，兩名帶著一百頭山羊的阿富汗牧人無意間撞見了他們。那兩名牧人身邊還跟著一個年約 14 歲的男孩。那 3 名阿富汗人沒有武裝。美國士兵以步槍槍口對著他們，示意他們在地上坐下來，然後爭論著該怎麼處理他們。一方面，那幾個牧羊人看起來像是沒有武裝的平民；另一方面，放他們走也是一大風險，因為他們可能會向塔利班通風報信。
4 名士兵意識到自己沒有繩子，無法把那些阿富汗人綁起來以便爭取時間找尋新的躲藏地點。他們只能殺了那些牧羊人，不然就是放走他們。
盧崔的一名同袍主張殺了那些牧羊人：「高階指揮官派遣我們在敵後執行任務，有權採取一切作為保全自己的性命。」盧崔左右為難。「在我的靈魂深處，我知道他說得沒錯，」他在事後寫道：「我的問題在於我還有另一個靈魂，我的腦子裡有個聲音不斷對我說，冷血處決這些手無寸鐵的人會是錯誤的行為。」
盧崔投下了放走他們的關鍵票（3 名同袍當中有一人棄權）。這個決定後來令他深感後悔。
放走那些牧羊人後過了大約一個半小時，這 4 名士兵即遭到 80 至 100 名塔利班戰士包圍。在接下來的激烈交火當中，盧崔的 3 名同袍都不幸戰死。塔利班戰士還擊落了一架想要救援這支海豹部隊的美軍直升機，機上的 16 名士兵無一倖免。
身受重傷的盧崔藉著滾落山坡，並且爬行 7 英里抵達一個普什圖人的村莊而保住一命。村莊的居民保護他不被塔利班發現，直到他獲救為止。
如果知道牧羊人會通報塔利班、讓同袍戰死，決定可能不同
事後回顧起來，盧崔痛斥自己當初不該投票選擇不殺那幾個牧羊人。「那是我這輩子做過最蠢、最白痴、最沒有頭腦的決定，」他在一本講述那段經歷的著作裡寫道：「我當時一定是瘋了，明明知道投下那一票等於是宣判我們的死刑，卻還是投了下去。⋯⋯至少，我現在回顧那個時候是這麼認為。」
這群士兵面對的兩難困境之所以令人如此難以抉擇，原因是 他們無法確知放走那些阿富汗人會造成什麼後果 。假設盧崔知道放走牧羊人將會導致一場損失慘重的戰役，造成他的同袍以及其他 16 名美國士兵陣亡，他自己身受重傷，任務也將因此失敗，他是不是會做出不同的決定？
在盧崔眼中，事後回顧起來的答案顯而易見：他應該殺了那些牧羊人。從後續發生的慘劇來看，我們很難反對這項結論。
從人數的觀點而言，盧崔的選擇與電車案例類似。殺死 3 名阿富汗人將可讓他的 3 名同袍與那 16 名試圖救援他的美國士兵保住性命。可是，這個狀況比較類似於電車案例的哪個版本？殺死那些牧羊人會比較像是把電車轉向，還是把人推下橋？ 盧崔雖然預見了自己可能面對的危險，卻還是無法冷血槍殺那幾個手無寸鐵的平民，顯示這個狀況可能比較接近於推人下橋的案例 。
然而，殺死牧羊人的理由看起來還是比推人下橋來得充分，也許是因為事情的結果令我們懷疑這幾人並不是無辜的旁觀者，而是塔利班的支持者。想想這項類比：我們如果有理由認定橋上的那個人因為想要害死軌道上的工人而破壞了電車的煞車（假設他們是他的敵人），把他推下橋的道德主張就會顯得理由比較充分。
當然，其實那些阿富汗牧羊人有可能不是塔利班的支持者，卻遭到塔利班逼迫揭露美國部隊的所在地點。假設盧崔和他的同袍確知那 3 個牧羊人無意傷害他們，但是會遭到塔利班刑求逼迫透露其地點。在這種情況下，這群美國士兵也許會殺了牧羊人以保護自己的性命以及任務的成功。不過，這項決定將會比他們在知道牧羊人是塔利班間諜的情況下更令人痛苦（也更有道德上的疑慮）。
公共辯論不是雙方各自拋擲意識形態，但是該如何起步？
思考他們的兩難困境有助於我們理解道德論述能夠採取什麼樣的進展方式，包括在個人生活以及公共領域裡。
民主社會中的生活充滿了對於是與非、正義與不正義的歧見。有些人支持墮胎權，有些人則認為墮胎等於謀殺。有些人認為，要達到公平就必須對富人課稅而幫助窮人，有些人則認為，藉由課稅剝奪人憑著自己努力而賺得的錢財是不公平的事情。
人們也許會以為每個人的道德信念都受到成長背景或宗教信仰的形塑而固定不變，超出理性的影響範圍之外。如果真是如此，道德勸說就會是不可想像的事情，而且我們視為對於正義與權利的公共辯論，也只會是一堆武斷的聲明，雙方各自拋擲意識形態而已。
在最糟的狀況下，我們的政治確實頗為接近這種情形。我們如何在正義與不正義、平等與不平等、個人權利與共善（common good）這些充滿爭議的領域當中進行推理？《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面對困難的道德問題，展開道德省思
一個起步的方法，就是注意我們如何因為面對一個困難的道德問題而自然展開道德省思。 （編按：下方說明以失控的電車為例，故事的細節請見：什麼是「正義」？你會為了救五個人而讓一個人犧牲嗎？）
我們一開始會先對 何謂正確的選擇 產生意見：「把電車轉彎駛上側線軌道。」接著，我們再思 索此一信念的理由，並且找出奠基其上的原則 ：「犧牲一條性命以避免多人死亡是比較好的選擇。」然後，面對一個 無法簡單套用這項原則的情境，我們就不免陷入困惑 ：「我原本以為盡可能挽救愈多性命一定是正確的選擇，可是把人推下橋（或者槍殺手無寸鐵的牧羊人）看起來卻像是錯誤的行為。」感受到這種困惑的力量以及加以釐清的壓力，就是驅使我們思考哲學的動力。
面對這種緊張關係，我們可能會 修正自己先前對於何謂正確選擇所做的判斷，或者重新思考原本支持的原則 。隨著遭遇新情境，我們就會在自己的判斷與原則之間往復來回，不斷因為其中一者的改變而修正另一項。把心思從行動領域轉向理由領域，然後再轉回來，就是道德省思的活動。
道德省思需要對話，才能超越個人的偏見
道德省思不是個人單獨的追求，而是一種公眾的努力。道德省思需要有對話者，不論是一位朋友、鄰居、同志，還是一國的同胞。有時候，這麼一名對話者可以是想像而非真實的對象，就像我們有時候會和自己爭辯一樣。不過，我們無法單純藉由內省而發現正義的意義或者最好的生活方式。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蘇格拉底把一般百姓比擬為一群被關在一座洞穴裡的囚犯，唯一能夠看見的就是牆上的影子，由他們永遠無法理解的物體投射而來。在這段陳述裡，只有哲學家才能夠爬出洞穴，來到明亮的日光下，看見各種物品真正的樣貌。蘇格拉底指出，只有瞥見過太陽的哲學家才有資格統治洞穴裡的居民，前提是他們必須要能夠勸誘他回到陰暗洞穴裡。
柏拉圖的重點是， 要理解正義的意義以及美好人生的本質，我們就必須超越日常生活中的偏見與慣例 。我認為他說得沒錯，但只對了一部分而已。洞穴居民的主張也必須受到應有的重視。如果道德省思是辯證性的，如果道德省思是在我們判斷具體情境以及形塑那些判斷的原則之間來回往復，就需要意見與信念，如同土地和穀物那樣相互不可或缺，不論那些意見與信念有多麼偏頗無知。不受牆上陰影影響的哲學，只會產生一座貧瘠的烏托邦。
（本文出自《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先覺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