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一次聚會中，有位中小企業老闆說了一個讓他引以為傲的管理故事：這位老闆有個親戚的兩個兒子，先後到他公司裡工作，哥哥擔任營業部門主管，弟弟則是製造部門的副主管。

去年年中，製造部主管遞出辭呈。正當公司上下都預期職缺將由副主管（弟弟）扶正之際，老闆卻宣布由品管部副理出任製造部新主管。這項人事任命讓所有員工跌破眼鏡，也讓他和兩位晚輩一時間關係緊張。

我們好奇地問：「你為何會做這樣的決定？」他說，品管部副理是公司裡公認的好人才，現在不提拔他，恐怕很難再留住他。更重要的是，如果兩兄弟同時擔任公司兩個重要部門的主管，說不定會產生一些管理上的問題：包括兩人可能互相掩護、結合起來從地方包圍中央……等等。因此，由品管部副理接任製造部經理，公司裡產、銷的權力才得以均衡。

事後證明，後來公司的營運情況，也都朝著老闆原先設想的方向發展。故事說到這裡，這位老闆的神色顯得頗為自滿。

組織政治：將自利置於組織利益之前

南北朝時代，北齊神武帝高歡在臨終前，告訴他的兒子高澄：一旦我死去，大將侯景將不會聽命於你，而你也無法駕馭他。放眼朝中，只有慕容邵宗有本事能制衡侯景，我一直故意沒有重用他，就是要留給你用，以建立威信。

侯景企圖心旺盛，令高歡對其懷有戒心。他曾對高歡說，給我三萬兵馬，我就可以縱橫天下，甚至南渡長江，直搗蕭衍（南朝梁武帝）老巢。再者，侯景雖對高歡畢恭畢敬，卻非常鄙視他的兒子高澄。

侯景曾對友人司馬子如說：「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意思是，只要君王（即高歡）在，我會遵守君臣之禮，一旦君王死了，我不會臣服在他兒子之下（高歡家族雖被鮮卑化，仍自稱漢人，侯景說高澄「鮮卑小兒」，語帶譏諷）。

情勢果然如高歡所料，高歡一死，侯景立刻起兵叛變（史稱「侯景之亂」）。高澄派出慕容邵宗以5000大軍一路追擊，侯景最後只剩隨從八百多人。就在快被追兵趕上時，侯景心生一計，派使者向慕容邵宗說：「景若就擒，公復何用！」（我侯景如果被抓，那您慕容邵宗還有什麼剩餘價值呢？）慕容邵宗深思之後，決定留侯景一條生路。

慕容邵宗與侯景顯然都深諳「狡兔死，走狗烹」的歷史教訓。

侯景清楚看出，慕容邵宗對高澄最重要的功能，就只是用來對付自己，一旦北齊高家的心腹大患一除，慕容邵宗就非常可能失去利用價值。侯景點醒慕容邵宗這層微妙的權力關係，因此兩人共同上演一齣「組織政治學」（organizational politics）的戲碼。

所謂組織政治指的是，個人或團體在組織中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不顧其作為可能會影響他人、甚或阻礙組織達成目標。而組織政治行為的目的，主要在於調和利益的衝突或進行權力的分配。

了解組織政治，將自利行為化為正向能量

藉由留侯景一條生路，慕容邵宗使自己繼續負有「剿匪」的軍事任務，創造出需求與被利用的價值，排除「狡兔死，走狗烹」悲劇發生的可能。然而，讓自己與侯景產生恐怖平衡，固然最符合慕容邵宗個人的利益，卻不完全符合北齊朝廷的組織目標與利益。慕容邵宗縱放侯景，正是一種組織政治的行為，但不可諱言，慕容邵宗的這項舉動也是深具智謀。

再回到文章一開始的故事，老闆為了降低兩兄弟可能聯手壟斷產、銷兩大命脈的風險，而提拔一位「圈外人」進入權力中心，使產銷之間得以相互監督，降低政治聯盟的可能性。這種設法讓權力均衡，透過圈內人與圈外人的恐怖平衡來鞏固個人的領導權、提升經營效能，也是組織政治行為的一種。

許多組織政治學的學者認為，如果我們接受、也承認「權力運作」在組織中無所不在，那麼組織成員為個人利益而從事的政治活動，其實是組織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既然組織政治是一種無可避免的現實，那麼企業中所有的人（特別是領導人）都得開始去了解、運用以及化解組織政治的行為。而「了解」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唯有了解組織政治，才有可能運用它、化解它。重點在於，我們應設法將「組織政治」轉化為對個人及組織都有利的正向能量，就如同那位老闆一般。

組織政治學（organization politics）

Michele Kacmar和Robert Baron兩位教授將組織政治定義為：個人或團體在組織中追求自我利益，而不顧其他人或組織利益的行為。組織政治的行為出於自利，有時候自利與組織目標一致，有時候卻必須犧牲他人的利益。例如以威脅手段爭取加薪，或是運用個人權力影響組織的目標制定等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