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頗受爭議的人物，評價兩極。

《後漢書‧郭符許列傳》記載，曹操曾去見以識人著稱的東漢名士許邵，請他評論自己是個怎麼樣的人？許邵回答：「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晉朝孫盛所著的《異同雜語》中，則記載許邵對曹操說：「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另外，根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橋玄曾對曹操說：「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三國志》作者陳壽甚至將曹操比美商鞅、申不害、韓信和白起。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則引謀士荀彧、郭嘉對曹操的評價，說曹操有十勝，即「道、義、治、度、謀、德、仁、明、文、武」。

總體而言，曹操給世人的觀感，我個人認為以《三國演義》中給他的評語「有權謀，多機變」最能抓住重點，清楚點出曹操的主要才能就是善於權謀、通權達變。在此舉一個較具代表性的例子。

曹操的領導：善於權謀、通權達變

官渡大戰袁紹一敗塗地，倉皇逃回河北，約有數萬名士兵遭曹操軍包圍，棄械投降，曹操下令加以屠殺。事後在清理戰場時，曹操從敗軍不及銷燬的機密文件中，搜出一批曹營人士與袁紹暗通的書信。當下有人建議逐一點名，整肅通敵份子，曹操卻說：「當紹之強，孤猷不能自保，而況眾人乎。」結果，這些信他看也不看就一把丟進大火裡。

何以曹操對投降的敵人這樣殘忍，對企圖背叛的同志卻那麼寬容？面對袁紹降軍時，他又為何不採用以往將降服的黃巾賊收編為子弟兵的方式（即曹操有名的青州兵部隊），如法炮製以擴大實力，反而要誅殺呢？

有歷史學家認為，這主要是因為袁紹雖然戰敗，但降軍仍占據黃河以北四州（青州、幽州、冀州、并州）絕大部分領土，再叛的機會很高，收編他們的風險遠大於當年的黃巾賊，因此曹操採取殘酷而非懷柔的策略。

那麼曾經寫信給袁紹，而未來也可能繼續不忠的「曹營人士」，曹操何以寬容待之？究其原因，當時大戰雖已告一段落，但軍隊內部信心仍有待重建，需要的是信任與容忍，設法將異心化為同心；尤其在敵強我弱的情勢下，擴大處罰反而可能使人心更為浮動，引起更大規模的叛逃。

權變理論：領導要因應環境，做出變化

時而殘酷，時而寬仁；時而獨斷，時而納諫；時而忌才，時而容才——曹操隨機應變的才能，由此可見一斑。而這種機變與權變的精神，也正是管理學中「權變理論」（Contingency Theory）的核心概念。
權變理論是管理學者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以系統管理和經驗管理為基礎，進一步發展出來的管理理論，其核心觀點在於：領導與決策必須依據環境的條件做變化，才是最有效的方式。換句話說，高明的領導者或管理者應該是一位善變的人，能夠不失時機地適應外界變化，不斷地調整變換自己的領導方式，或是把自己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環境中。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費德勒權變理論」（Fiedler' Contingency Theory）即認為，領導是「領導者」「被領導者」「環境條件」「工作任務結構」這4個因素交互作用的動態過程，不存在普遍適用的一般領導原則，好的領導者應根據不同情境，採行不同的管理方式。

後人常把曹操「有權謀，多機變」的特性，與奸雄、狡詐畫上等號，這樣的看法並不全面。根據辭典，「權謀」是指為達到目的而使用的各種方法、手腕，或隨機應變的謀略；「權術」指以機智或智巧行事；而「機變」則意指隨機應變。

然而，權謀（權術）與策略，本質上雖有所不同，實則有許多相通之處。舉凡全球企業家所師法的《孫子兵法》等經典著作、現代策略管理與領導學教科書的內容、策略大師與傑出企業領袖的經營心法，不都在教育與宣揚企業管理者必須具備隨機應變的謀略、根據不同的環境因素做策略選擇、隨著競爭者的策略做機智應變、順應部屬特性的不同而調整其領導方式？

摒除其政治野心的部分，兩千年前的曹操與現代企業領導者，在組織策略與戰略的運用與執行上，有何大不同呢？而曹操在政治上所使用的權術與權謀，不但堪稱是權變理論的大師，更可做為企業經營上與領導上的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