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楊廣執政末期，叛亂四起，越王楊侗派遣官員元善達，輾轉穿過叛軍占領的地區，到江都向楊廣面報戰況：「李密的百萬大軍向東都（洛陽）進逼，目前東都已無糧食。陛下如能早回，烏合之眾的叛軍就會潰散，否則東都將不保。」
元善達邊說邊哭泣，極為悲痛，楊廣也顯得心情沉重。大臣虞世基在旁聽完後說：「越王年紀還小，都是他們這班人騙他，如果真如元善達所說的那麼嚴重，為何他能穿越敵區來到這裡？」
楊廣一聽大怒說：「元善達，你膽敢在殿上欺騙侮辱我！」便命令元善達穿過叛軍占領的區域，前往東陽地區催運糧草，導致他在途中被叛軍殺死。此後，再也沒人敢向朝廷報告軍情。
虞世基外貌挺拔，所言所行大多符合楊廣的期待，深受楊廣的欣賞和信任，幾乎無人可以比擬。虞世基的親朋好友也仗著他的權勢，公開收賄，貪贓枉法，出賣官位，趨炎附勢的人絡繹不絕地到家裡拜訪。無論在朝或民間，對虞世基都極為厭惡。
由於虞世基不熟文官行政流程，諂媚的內史舍人封德彝，便暗中為他謀畫：官員的奏章有可能觸怒楊廣的，便壓住不往上呈；審理訴訟案件時，往往引用最嚴厲的懲罰條款；要論功行賞時，卻又盡量挑剔，使人只能符合最低獎賞標準。
隨著楊廣對虞世基的信任日深，隋王朝的政治與經濟日益崩壞。司馬光評論，隋煬帝楊廣的敗亡，都是封德彝的所作所為造成的。我想試著從「內隱追隨理論」（Implicit Followership Theory，簡稱IFT），來解釋司馬光的評論中肯嗎？
追隨者會揣摩討好上意，做出不同的追隨行為
所謂內隱追隨理論，是指人們心目中「『有效』的追隨者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一種概念化問題，隱含著領導者（或追隨者）對於追隨者個人的特質和行為的期望和假設。換句話說，IFT是在解釋：個人心目中「有效」或「優秀」的追隨者應具備哪些條件的理論。
近來有學者認為，除了「有效」追隨者的條件之外，應該也要包括「無效」追隨者的標準。而且在現實中，領導者往往會拿追隨者的「實際表現」和他「心目中的標準」進行比較，進而給予追隨者正面或負面的評價。
例如，當追隨者的表現與領導者心目中對於「主動追隨者」的標準相匹配或一致時，領導者就會對追隨者的主動性有更高的評價。相反地，當追隨者的表現與領導者心目中「主動追隨者」的標準不匹配或不一致時，領導者便會對追隨者的主動性有很負面的評價。
同樣地，如果領導者心目中認為優秀追隨者要能長袖善舞、口才便給、善於揣摩上意，他們就會給予老實木訥的追隨者很負面的評價。因此，為了符合領導者的期望或降低與領導者的衝突，追隨者就會運用策略來改變行為，像是更主動或開始揣摩上意，而這些行為又會反過來正向、或負向地影響領導者的行為及表現。
拍馬屁、阿諛奉承的部屬，是領導者的偏好造成的？
回到前述歷史記載，何以虞世基敢在楊廣面前，毫無根據地駁斥和指責一位忠心耿耿、冒死前來稟報軍情的官員？他又為什麼敢毫無顧忌地讓他的親朋好友公開收受賄絡、賣官賣爵？又何以封德彝膽敢破壞公文流程、操弄賞罰的規矩？
從IFT來看，楊廣和虞世基心裡可能都認為，優秀的部屬應該要能揣摩上意、阿諛奉承，為主子分擔解憂，因此當兩人以阿諛奉承的手段，各為其主子分擔解憂時，他們的行為應該與其主子心目中優秀追隨者的標準是相匹配的，自然都可以得到主子更高的評價和信任。
試想，如果楊廣和虞世基心目中優秀追隨者的標準是對上不拍馬屁、不阿諛逢承、敢於冒犯長官而提出諫言、奉公守法、忠於職守，封德彝可能就不會做出那麼嚴重的破壞體制、諂媚奉承的行為。
因此，司馬光說隋朝的國力日益衰敗，是封德彝的所作所為造成的，從IFT的這個角度來看，這個說法是不太正確的。顯然地，楊廣才是主兇。
部屬自行定義的追隨行為，也會影響領導者的決策
從另一方面來看，領導者的績效表現不但受個人領導力的影響，也會受到追隨者的「追隨力」影響。過去在學術與實務上，焦點都放在領導者身上，幾乎把追隨者的角色給忽略了，但事實上，追隨者在領導者的領導過程中，扮演著遠超過我們想像的重要角色。
從IFT來說，追隨者應有的理想行為和特質，既可以從領導者的角度來看，也可以由追隨者自己來定義或決定。上述封德彝的追隨表現，即使不是他想去滿足虞世基或楊廣的期待，封德彝仍然有可能自我定義追隨者的理想行為（如揣摩上意、諂媚奉承），以操弄或影響其主子的領導行為和決策。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司馬光對於封德彝的評論，似乎也有理論上的正確性。
現代的組織，追隨者的角色與影響力已愈來愈重要。無論組織績效好或不好，單單歸功或歸責於幕前的領導者可能已不再正確，因為幕後可能還有影響領導者在台上表現的「導演們」，他們叫追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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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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