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底在世貿有一場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主辦的「永續創新利 FUTURE is NOW－全球綠色產業趨勢論壇」，吸引了上千人去聆聽來自日本及業界的專家分享風能及太陽能的商機；這個綠色貿易的活動已經好幾年了，每年都爆滿。
拍了十一年的紀錄片「黑熊來了」為觀眾捕捉了台灣山林、生態的影像，以及研究人員維護瀕臨絕種的黑熊之努力；台灣這些比我們早來的「住民」，據估計只剩 200 至 600 隻，且有 1/3 是斷掌或斷指的，因山林中有許多捕獸的裝置，雖不一定是針對黑熊的，但牠們是明顯的受害者。
農村的遠見與地方創生
同樣歷經 5 年，由劉嵩導演、林盛豐總策畫的公視紀錄片「農村的遠見」，繼 20 年前「城市的遠見」也正式播出，包含日本、美國、德國、荷蘭、印尼的 10 個「鄉村創生」故事，中間有很多「里山」的智慧、土地的倫理，農村生態的可持續性影響比都市來得長遠。
另，我有機會到雲林縣口湖鄉威龍村訪視，瞭解施崇棠成立的「觀樹環境教育基金會」在當地陪伴這個濕地社區 10 年的成果：辦了 9 年的國際藝術節，讓村民對自己的地方產生認同，還設計了適合濕地及宜老的示範住宅「躼（高）腳屋」。
短短一個月內，因這麼多人、這麼多單位在台灣不同角落，努力呈現台灣天龍國以外的寶島和自然生態，貫穿這些活動的最大公約數其實是「環境教育」。台灣的環保署設立於 1987 年；為培養人才，除了開設了很多環境工程、環境科學系所之外，師大 1993 年設立了「環境教育研究所」。
30 年來，台灣的環境生態有這麼多元的關注和教育而得到改善或減緩其破壞？從宏觀的角度有很多統計數字可以討論，進行不同的論述；我只從自己算是這社群中的一個成員，分享我的經驗。
環境管理教育與自然資源
我個人接受環境教育最早可以回溯到 1972 年在東海大學大三下學期，修了一門生物系跨領域「環境與人」的課，我的報告是以色列的地下水問題；之後就跳到 1991 年在美國念「都市與環境研究」博士班時，才開始大量接觸溫室效應、酸雨、廢棄物處理、生物多樣性等議題。回到政大，曾教授「企業環境管理」及「環境政策」等課程；還到師大環境教育所參與幾次碩士生論文口試，也在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兼過課，2000 年前後曾加入教育部「環境教育通識課」課程綱領的草擬團隊。
因緣際會下很多「永續發展」產、學、研方面的活動都沒缺席，環境這個「議題」轉換過一些名稱，早年有些學校曾開了「綠色企業」課程，但在那個年代並非主流，有興趣修課的同學不多，後來就無疾而終。
在實務上倒是不曾間斷，國際和國內有「ISO 14000」、「環保標章」、「環境影響評估」、「生態工業區」等政策的推動；很多企業需要導入、並開始進行「環境稽核」，接著編製年度「環境評估報告書」，乃至以後的「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書、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等的宣示及實績陸續出台。
從管末處理到循環經濟
目前 4 大會計師事務所都有「永續發展」的部門，來服務企業從法規遵循到策略性開發商機或有社會責任的投資的需要。國際上，從里約地球高峰會「二十一世紀議程」（1992）、京都議定書（1997）、巴黎協定（2015）、碳足跡、產品生命週期全程系統性的分析與管理，從搖籃到墳墓，加上「6 REs」（Reduce, Reuse, Repair, Remanufacture, Recycle, Recover）的多元處方，幾乎可以「重新」定義每個行業、產業。
環境保護的理念也從「管末處理」進展到防患於未然，關注的議題從固體廢棄物、水污染、空氣污染到全球氣候變遷；關心的範圍從地方、區域到國際；相應的組織、會議、協定、理論到執行，從校正、善後到預防、設計和替代方案；在這個領域沒有人是「局外人」。
但一路走來最不容易擺脫的還是「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對立的兩難，既得利益者和公益之間的拉扯，讓我想起在美博班入門課程的一本教科書《Breaking the Impasse: Consensual Approaches To Resolving Public Disputes》，討論欲解決公共議題爭端時，如何找到有創意（Creative）、雙方各讓一步的同時也有所獲（Fair）、可持久的（Sustainable）解決方案。
創意、公平、持久的僵局解方
將近 30 年後回顧，覺得這原則還蠻受用的。當然客觀情勢也有了很多的變化，能源、資源、污染、氣候的問題更加的急迫，公、私部門普遍的環境立法及法遵意識相對提高了不少，投入的科技、研發替代方案也逐步降低成本。
雖然環境生態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但教育的成果日積月累，超越一個世代，已進化到從教育界滲透到企業界、投資界；過了拐點，我們好像有機會走向「循環經濟」的新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