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之戰並非普丁盤算的「速決之戰」，雙方每一進、每一退，都拉動全球產業緊張神經，布局廣闊的台灣科技業更是嚴陣以待。

幾乎與俄烏開戰同一時間，台灣半導體大廠、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在國際求職網站 LinkedIn 徵求政治背景博士加入，這不僅是台積電難得一見的「文科博士」崗位，也讓外界看到「地緣政治人才」對現下科技產業的重要性，引起產學界軒然大波。

先從台積電地緣政治人才布局，來探討現況。

2019 年下半年，台積電延攬美國遊說專家克里夫蘭（Peter Cleveland），擔任全球政策部門副總裁，藉由他曾在英特爾與美國國會工作的經驗，進一步洞察美國政府的決策思惟。

隨後，台積電加大力度，半年後聘雇美國商會前董事蒙特拉（Nicholas Montella），擔任政府關係總監。

前一位是國會專家，後一位是國際關係專家，兩位駐華盛頓的遊說大將，已然補充台積電的地緣政治知識能量。這一回，廣發募集政治學博士的「英雄帖」所為何來？

「這次台積電要找的『商業智慧分析師』，其實是找能解讀國際關係，並加入現有內部智庫、數據體系的人。而且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組人，由一位資深專家帶一個團隊，」一位熟悉台積電組織架構的高階科技主管表示。

他分析，台積電內部有一群極為優秀聰穎的資料科學家，長期做深度的全球市場研究與預測，過去他們收集供應鏈數據，預測各個市場、各家品牌客戶未來需求的消長，「現在需要一群理解地緣政治的人，加入這個資料系統，用政治角度來判斷變數，提高預測準確度，協助經營團隊策劃布局。」

舉個例子，輝達（NVIDIA）在 2020 年 9 月，揭露收購晶片智財大廠安謀（ARM），直到 2022 年 2 月宣告收購未果。傳統預測系統是根據各廠家之間的經濟規模、實力消長，以商業條件來做預判，但其實收購案成功與否，以及影響幅度，需要加入國際角力的政治因素，才能更接近事件的未來走勢。

知名數據模型軟體大廠 SAS、台灣業務顧問部副總陳新銓表示，預測模型需要三個基本素材，分別是描述行業樣貌的架構、數據、設定因子變數，「如果企業認為某個領域的變化，已經重要到影響預測結果，就需要設定該領域的變化因子，政治因子設定並不容易，因為它必須是可被蒐集的數據。」

這也就不難理解，台積電招募具備政治經濟背景的商業智慧分析師，要求 4 年以上數據分析、資料科學或市場研究經驗，需要理解美、中、台關係。至於期待「博士」加入，則是期望他能有「自行開題」的研究素養，定義政治事件、尋找適宜的數據，符合「設定因子，加入模型」的需求。

聚焦解決三大難題

從遊說專家到資料科學家，台積電地緣政治人才布局，可看出兩大類型：一是面對政府的政治專才，二是內部智庫的數據專才。

這群地緣政治專家將如何幫助台積電發展？預計將聚焦解決三大難題：如何「擺平」不再是平的全球市場、如何理解他國及區域關係、如何應對各國政府。

國際局勢在 15 年之間，共經過四波重大轉折，第一波是 2008 年金融風暴，到 2011 年歐債危機；再到 2016 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顛覆傳統國際政治；第三波是 2019 年至今仍方興未艾的全球疫情；第四波是猛然爆發的俄烏之戰。

原本「地球是平的」，一步步變得愈來愈凹凸坎坷。

企業過去不太重視國際關係與區域政治，只需要考慮哪個國家適合供應鏈的哪一段，決策重點在於發揮最大效益、帶來最大利潤，反正油價也很便宜，運來運去都不是問題，所以也不太需要重視。

但現在，國際局勢已經不同，變化劇烈，提高「斷鏈」風險，甚至大國政策一變，就可能把過去賺的籌碼，全部賠進去。

「地緣政治，是現在半導體廠執行長（CEO）必修的新學分，」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台灣區總裁曹世綸分析，美中要脫鉤、美國製造要回美國，再加上疫情引發的短期供需失衡，保護主義興起，一路推動著晶片在地製造、地緣政治持續發展，以及國際政府涉入半導體產業的情況，短期不會改變。

曹世綸建議，半導體廠可積極參與國際性組織及政策決策，而不是被動地等待外國政策定案，以防「非市場經濟因素」的影響，確保競爭力。

此外，做為半導體產業核心的台積電，又有一項更加為難的功課，就是「如何應對各國政府」。

目前台積電已經確定在美國、日本設廠，在中國大陸擴產，也揭露不排除德國設廠。半導體產業逐漸被各國定位為「戰略產業」之際，台積電得開始練習與政府部門的相處藝術，尤其是「妥善地拒絕」，並且拒絕之後還能維持良好關係，全身而退；尤其是各國之間的友好與疏離，如若被迫「選邊站」，該如何解困。

盤整起來，難關不少，但或許不用太過悲觀，以前台積電同時供貨給全球電子品牌廠，客戶彼此之間也是亦敵亦友，現在台積電要將這套運營思惟，嫁接到「國與國之間」，只是更加敏感，更加需要謹慎小心。

應聘者興奮：所學應用產業

台積電對本次招募行動保持低調，並未說明進度，推測有超過 200 人應徵，主要是資料科學、總體經濟、產業分析三大領域人士應聘。

議題發酵一個多月之後，帶給產學三大啟發：理工與社科領域的交融、精進區域研究、華府遊說能量的轉移。

一位應聘的政治背景準博士表示，國際關係研究多半是「事後諸葛」，頂多採用統計方式，以過去的事件，硬推未來，「台積電崗位非常特別，因為它要處理的是未知之事！對我們來說，非常讓人興奮，可以把所學的知識，真正用在產業裡，帶來實質影響。」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蘇宏達直言，「台積電這次找社科領域專才，是非常好的轉捩點。晚了嗎？晚，總比不做好。」

隨著大數據概念成熟，近 10 年的社會科學研究訓練，「掌握數據」已經是基本功，但關鍵在於能不能從數據裡做出正確解讀。

他分析，數據是技術門檻，解讀是知識門檻，「這次企業直接配置資源，展現對國際研究人才的重視；也讓做國際研究的人，發現政府政策研究之外的企業需求。這是理科與社科領域融合的契機，也是台灣深化區域研究的契機。」

既然地緣政治如此重要，科技業者是不是都需要備有相關團隊？理想上，是的；實務上，困難。

因為區域學專才的養成，多數需要 10 年歷練，加上同時具備數據分析能力，人才更是稀缺。再加上配置專屬團隊，需要足夠財力，因此有能力的企業，恐怕也不多。

「從組織自己培養政治人才，我認為不可能，」蘇宏達直率表示，國外企業普遍會找市場顧問做風險評估，台灣在此領域尚不風行，台積電營運模式是晶圓代工，幫很多公司製造晶片，換言之，是由很多公司一起在養晶圓製造廠。

「知識代工」可成為新模式

「這個模式如果套用到地緣政治智庫，類似『知識代工』的形式，可能是未來比較可行的方式，」蘇宏達分析。

再來觀察華府遊說能量轉移。台灣多年來是華府重要的遊說團體，不過是以外交系統與軍方體系為主，並沒有產業前進華府深耕，就連資源相對豐富的電子業，也幾乎不見工會駐點。隨著變數愈來愈複雜的國際局勢，過去官方累積的量能，或許也可接軌產業。

整體而言，過去電子製造業的商業決策，僅僅圍繞著經濟考量、成本考量，前幾年因為美中矛盾，已經迫使供應鏈遷徙，短鏈化結果，讓區域政治學愈顯重要。

晶圓代工龍頭、又擁有全球最先進製程的台積電，身處國際變局的風暴核心，這次招募政治專才，不僅是不得不的選擇，甚至是迫切的生存選擇。

（本文出自遠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