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 5 月本土疫情嚴峻時，民眾足不出戶，Uber Eats、foodpanda 等外送平台訂單一夕暴增近 10 倍，促使更多人投入外送員行業。根據勞動部統計，2019 年底國內從事外送員的人數不到 5 萬，不到兩年時間，去年已攀升超過 10 萬人。

自 2011 年，《時代》雜誌（Time）將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列入改變世界的十大觀念後，個人將閒置資產、人力，透過平台交換，互相提供所需服務的模式愈趨流行。

共享經濟標榜以租賃取代消費。一旦人們不用花費大筆金錢也能享受昂貴資產的效益，便能弭平與富人的生活水準差距，且有更多時間享受自由。

「共享經濟表面上是進步的經濟型態，但實為勞工權益的破壞者。」北卡羅來納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亞莉珊卓．拉弗奈爾（Alexandrea Ravenelle），在《接單人生》一書中指出，大眾原本期待透過共享經濟靈活、便利的交易模式，改善朝九晚五、被工作綁架的生活。但根據她長期追蹤、訪查多位零工（gig，靠共享經濟平台接單維生、沒有固定工作時間與收入的自由業者），發現他們的生活品質，並沒有比全職工作更好。

安全沒保障、任意砍薪，共享平台比慣老闆更無情

以收入來說，Uber 過去曾聲稱紐約 Uber 駕駛，年收入中位數超過 9 萬美元。事實上若以 Uber 內部統計，扣掉平台抽佣後、平均 25 美元的時薪來說，一周必須工作 70 小時、一年要工作 50 周，才有可能達標。

且即便時薪 25 美元優於運輸同業平均 22 美元，但該薪資也未扣掉油錢及保險費、稅金等車輛維運成本。根據拉弗奈爾訪查，在紐約的 Uber 司機一年要在保險與執照方面花費數千美元，等於每一塊錢，只有一半進到司機口袋。

在工時方面，能自主安排工作時段、享受彈性工時的便利與自由，是多數人投入共享經濟的初衷。但據拉弗奈爾調查，工作時段仍受制於市場需求，像如果駕駛在尖峰時段不開車，收入就會大幅縮減。另外像 Airbnb 這類出租資產的共享平台，房東雖可決定何時要出租房源，但平台也會規範房東的接待時間，及訊息處理速度，違者可能被停權處分。

更嚴重的，由於共享經濟的工作者在接單時，多採獨立承攬方式，而非僱傭關係。如此對勞工最直接的影響，是權責歸屬與安全性。根據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報告，多數零工在工作發生意外時求償無門，尤其是司機相關行業，受傷、遭襲的風險是一般勞工的 20 多倍，碰上意外只能自認倒楣。

再者，承攬方式也讓平台有任意改變僱傭條件的空間。提供清掃、房屋裝修等打雜服務的共享平台 TaskRabbit，曾將工作者自由接單的方式，改為須以 4 小時為單位接案，且平台派單的接案率不得低於 85%，許多原本靠該平台維生的零工，險些失去經濟重心。

另外，一般公司未經勞資協商，通常不能任意減薪，但像 Uber 過去在紐約就曾以提升客人上門意願為由，調降費率達 15%，變相減少司機能收取的費用。

大量兼差需求，加劇勞動市場貧富差距

若共享經濟的工作條件不甚理想，為何投入人數持續增長？麻省理工學院數位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布林優夫森（Erik Brynjolfsson）與麥克費（Andrew McAfee）指出，背後原因在於工作職缺兩極化。過去數十年來，科技大量取代可自動化的中階職務，職缺數量增加的，只有著重創意和解決問題能力的高薪職位，及自動化後成本不划算的低階服務性質工作。

而零工經濟勞動力市場還存有另一個不平等問題，具有較高技能水平和資本的零工，更容易搶占平台訂單。拉弗奈爾指出，像是有足夠資金擁有大量房源的 Airbnb 房東，或不用負擔租車費、能以名車載客的 Uber 司機，更有機會憑藉共享經濟獲得比高薪全職更優渥的工作環境，但也導致其他零工更難與之競爭。

政治學與社會政策專家雅各．海克（Jacob Hacker）認為，善於推銷自身能力與服務的零工，會與其他零工拉開競爭優勢，原因在於顧客的評價分數，將大幅影響其他顧客選擇及平台派單機率。且不像一般企業在勞工表現不佳時，能啟動績效改善計畫。無法提升服務表現的零工只能淪為平台弱勢，花更多工時接獲利品質不好的案。

拉弗奈爾認為，隨著共享經濟增長，平台享有更多資源及利益的同時，也負有更大責任，像是將零工視為正式僱傭員工，提供訓練、完整福利與保障，才是改善其處境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