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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衰退、瀕臨虧損,換CEO有用嗎?向AMD和福特執行長學「轉虧為盈」的本事

擁有超過 50 年歷史的科技大廠超微(AMD),在面臨虧損後,於 2014 年任命新執行長蘇姿丰。上任後,蘇姿丰大力改造、變更公司的策略重點。近年超微的營收顯著增長,從 2014 年的 55 億美元成長到 2020 年的 97 億美元,2018 年轉虧為盈,獲利持續增加,股價翻漲約 30 倍,市值突破千億美元。

同樣的,2003 年辜成允接掌台灣水泥董事長後,調整經營方向,選擇以水泥事業為核心,積極布局中國大陸市場,讓公司的產能在 10 年間翻約 5 倍,2013 年突破 5000 萬公噸。

而福特汽車在 2000 年代初期經營不善,2006 年虧損一度達 80 億美元。當年上任的執行長艾倫.穆拉利(Alan Mulally)著手進行重整,經過大約 3 年的努力,便將公司轉虧為盈。

當企業成長停滯,甚至是虧損、瀕臨破產之際,須進行重整、強化公司競爭力,才能改善經營績效。筆者建議可依循領導變革、策略聚焦、資產處置、成長發展與軟體再造等 5 步驟,有效進行企業重整。

改革除了換新官,聚焦核心競爭力才是根本

就領導變革而言,企業欲進行重整,最直接的做法就是聘請擁有不同經營理念與策略方向的新領導者。例如前述的蘇姿丰、辜成允與穆拉利,皆在上任後,大刀闊斧改革,也獲取優異成效。但除了更換領導者,既有領導者若能主動改變策略思維,積極重整轉型,也是可行之道。例如,1980 年代中期英特爾(Intel)執行長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主動宣布淡出 DRAM 市場,改為全力發展 CPU 產品,最終帶領公司發展新成長曲線。領導者雖沒換,但思維、管理方法改變了,也能推動有效變革。

在策略聚焦方面,企業應重新評估內外部環境,內部因素如:事業或產品組合、資源能力、組織架構等,外部環境因素則有:技術與市場發展、產業生態、政治經濟情況變化等。

評估後,將結果作為公司規畫新經營策略與方向的依據。例如蘇姿丰接任執行長後,評估公司生產能力及產業環境後,聚焦於產品研發設計並委託台積電製造代工。辜成允則判斷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將從事大量基礎建設,鎖定中國市場的水泥事業為發展核心。穆拉利則考慮到現有產品線及組織架構等過於複雜,因此,以統整集團資源的「One Ford 計畫」作為策略焦點。

提升資源效用、重整組織文化,改革後的經營體質才長久

就資產處置而言,重新定義策略焦點後,企業應處理不必要或虧損的事業單位,並重新配置資源及事業組合,好改善經營體質與獲利。

例如辜成允選擇以水泥事業為核心發展後,積極處理與本業不相關,或是虧損的轉投資事業。包括電信服務、金融服務、網際網路、有線電視系統等,透過轉售或處分該事業股份取得不少資金,提供後續發展中國水泥市場所需。

穆拉利接任後,則將品牌聚焦在福特(Ford)及林肯汽車(Lincoln),陸續出售其他品牌,並減持馬自達(Mazda)股權。另外也關閉旗下 12 座北美廠房,大量裁員,讓福特每年省下 5 億美元的支出。

在成長發展方面,企業除了加強重點事業外,也可透過購併與策略聯盟,快速從外部獲取、槓桿所需資源及技術。例如福特當時與德國技術公司 FEV 合力開發,推出節省燃料消耗的 EcoBoost 引擎與油電混合動力車,全力發展電動車產品;超微將公司最先進的產品交由台積電生產,成功縮短與英特爾在 CPU 效能上的差距,逐漸拉高其市占率;台泥在中國市場採取購併及自建廠房,兩者並行的方式擴張,當時購併海螺水泥旗下企業昌興水泥,並與中國建材水泥聯盟合作,使其產能快速突破 5000 萬公噸。

就軟體再造而言,企業在重新整頓之際,也應調整內部流程、人員素質及組織文化。例如辜成允在台泥內部進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將薪酬制度與員工績效緊密連動,好形塑當責的管理文化,及導入新的資訊系統供管理階層掌握組織狀況。穆拉利則在福特建立高透明度文化,要求每位員工必須坦然分享實際狀況、提供完整資訊,主管也需透過健全溝通制度,提供建議與支持,凝聚員工士氣及榮譽感。

領導者欲透過重整,使企業邁向新的成長高峰,透過上述的重整程序發展、調整企業的發展方向,改善經營體質與獲利能力,才能建立持續成長的穩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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