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送平台、自由接案和打工族，這類非典型工作成為近年熱門。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2023 年台灣非典型工作者達 80.6 萬人，占全體就業人數 7.01%，創 4 年來新高。25～44 歲區間有 23.3 萬人從事非典型工作。

迎接新型態的勞動形式，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副教授邱羽凡認為，先確認是否為雇用關係很重要。她長年關注台灣職場的勞動議題，不僅開設「集體勞動法與裁決實務」等多門勞動法課程，也帶領學生至數家台灣工會實習，還曾參與台灣重大職災「RCA 工殤案」，即 1970 年美國無線電公司來台投資設廠，因污染物導致許多員工罹癌，當時邱羽凡就是學生志願訴訟隊成員之一，也因此成為勞動法律師。

談到非典型工作衍生的勞動議題，她先定義什麼是「典型」：正職工作源於工廠生產線，以 8 小時為單位排班，雇主指派任務，交付員工完成。後來彈性勞動需求增加，開始出現部分工時，比方因照顧家人，一天只上班 4 小時，就算非典型勞工。「非典型工作不是這幾年才出現，遠比想像中普遍，而且常被誤解。」

「非典型工作會出現問題，大多是對法規不夠清楚。」即使《勞動基準法》（簡稱勞基法）明文規範，但落實到職場又是另一回事。

近年因外送平台吵得沸沸揚揚的承攬制，就時常被誤用。外送平台以「夥伴」稱呼外送員，強調可以自己掌握接單，但卻要求外送員遵守平台規定，例如預先排班及送餐等規則，報酬標準全部由平台單方規定，外送員沒有議約的自由。那雙方到底是事業合作夥伴還是員工？

「假承攬、真雇用」糾紛頻傳，業主「指揮」員工、卻不給付勞健保

「大部分人不知道，承攬不是雇用關係。」邱羽凡說明，雇用關係指的是雇主和勞工約定好，勞工可以在組織管理下完成工作，過程中雇主有權監督如何完成；但 承攬關係是承攬人完成了工作就能得到報酬，不用受到業主的指揮 ，例如室內裝潢、設計工作室和翻譯等。 「簡單來說，最大的區別是，業主有沒有規定你怎麼完成這個工作。」

如果業主要用承攬方式合作，必須做到的是，承攬人有百分之百的權限。例如簽訂承攬契約，要編一份教材，規定 5 月 31 日交件。業主不能管承攬人怎麼執行，他可以自己編，也可以發包給其他人做。雙方溝通方式也是事先約定，不能要求隨 call 隨到，如果要增加工作，則要再談附加條約。

然而，現在許多承攬卻由業主指揮「員工」，又因形式上簽的是承攬契約，法律上雙方是合作夥伴，「員工」沒有勞健保、加班費和退休金，造成近來被熱烈討論的「假承攬、真雇用」。「各行各業都有， 健身房、養生館，甚至醫院門診護理師，都出現承攬取代雇用。 」再以健身房教練為例，公司和教練簽承攬契約，讓教練負責銷售健身房課程，從中抽成。卻規定教練要按照班表出勤打卡、做業績報告，跟會員簽約也要符合公司要求。發生糾紛後，經法院認定是雇用關係，而非承攬，公司必須支付教練資遣費和退休金。

邱羽凡表示，以上情況相當普遍，建議員工可向勞工局檢舉雇主，要求給付積欠的勞退費用和報酬。也能透過工會爭取權益。「台灣工會分 3 種，公司、職業和產業工會。」像接案設計師沒有公司，可加入室內設計職業人員工會；編劇如果沒有編劇工會，也能加入電影的產業工會。有爭議時，由工會代表出面，「工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協助勞資溝通。」

數位遊牧工作者：契約須載明跨國法律依據

隨著科技發達，興起了靠網路就能在各地工作的「數位遊牧」族群。因此，一家在台灣的公司，員工可能散落在日本、歐洲和美國。對於新型的數位勞動關係，邱羽凡認為可分為管理和法律 2 個層面。管理上，雇主要考慮員工在不同時區，如何建立適當的管理和溝通機制。至於法律層面，雇用遠距的海外員工，須事先約定好依哪一個國家的法律規定，還必須注意當地政府的強制性規定。

比方說如果有台灣公司雇用一名德國 IT 人員，在當地做全遠距工作，結果發生了勞退提撥的糾紛，該怎麼處理？由於德國的勞動法規比台灣嚴格，高薪低報是刑事責任，企業一定會主張用台灣法律，但德國員工也會認為，自己的工作地點在德國，主張用德國法律。「所以發生爭議時，契約有沒有寫清楚，要以哪個國家或哪個法院為主就很重要。」

對工作者來說，想要找全遠距的工作，首要任務是把契約看清楚。「拿到契約時，先看雇主是誰。」她表示，最好注意簽約單位和聯絡窗口是否一致，避免出事時找不到人負責。其次，是看違約條款。了解什麼情況下公司可以對員工停權，是否有違約責任，「尤其跨國工作更應該看清楚，免得到時候拿不到薪水還被求償，就虧大了。」

邱羽凡認為，數位化的工作型態，各行各業都會遇到遠距管理。不僅員工要留意自身權益，身為一個好雇主，除了清楚掌握法律規範外，也要在組織內建立良好且完整的制度。「明文規定溝通和工作方式很重要。」例如約定好例行會議時間，有急事的話設定緊急聯絡程序，還有臨時加班的補償方式，才能打造具有保障和信賴感的職場。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 副教授邱羽凡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副教授，德國哥廷根大學法學博士，曾任中華電信工會研究處處長。因參與 RCA 工殤案的訴訟志願隊，投入勞工運動領域。研究專長為勞動法、性別平等和勞動關係理論。合著有《工會保護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