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表多數上班族還在為工作與生活平衡掙扎，荷蘭已經實現「一週工作 4 天」。

根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的數據， 荷蘭 20 到 64 歲的人口，平均每週工作時數只有 32.1 小時，是歐盟最短 ，其次是奧地利、德國和丹麥，這些國家週工時普遍落在 34 小時。

有趣的是，荷蘭「一週工作 4 天」的制度，竟然來自於女性勞動者對兼職工作的迫切需求，而不是基於公司對員工福利的關懷。

1970、1980 年代，戰後經濟復甦，為荷蘭與歐洲各國帶來新的就業機會，女權主義漸漸興起，越來越多女性渴望走出家庭，進入職場。然而，傳統的社會期待並未因此消失，女性仍被視為家庭主要照顧者，需要承擔育兒、持家與照顧父母等責任。

面對這種兩難處境，荷蘭社會並沒有選擇強迫女性在事業與家庭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開始探索一種新的工作模式：兼職工作。

荷蘭勞工制度轉折點

最初，兼職安排並未受到廣泛重視：企業主認為兼職員工投入度不足，政府則擔心整體經濟產出會下降。1970 年代，荷蘭職場長期面臨高失業率、薪資停滯與工時過長的困境。

1982 年，政府、資方與工會達成了具有關鍵意義的「瓦森納協議」（Wassenaar Agreement），以縮短工時與推廣兼職換取控制工資成長和降低失業，開啟了一系列勞動市場的制度改革。

接下來的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荷蘭逐步推動勞動市場彈性化，逐漸放寬工時規範，讓兼職與彈性工時成為被接受的常態，後來又透過《彈性工作法》（Flexible Working Act），確立員工申請調整工時與遠距工作的權利，雇主若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並將兼職工作納入社會福利保障。

這些改革讓荷蘭女性在兼顧家庭的前提下，能持續工作並保持一定的經濟自主性，逐步走向「『一個半』薪家庭」模式（男性全職、女性兼職），奠定了今日荷蘭社會兼職文化的職場風氣。

工時短卻未帶來經濟崩潰

不少反對者會擔心：「這麼短的工時，荷蘭的經濟能撐得住嗎？」答案是，撐得住，而且撐得很好。根據 OECD 資料，截至 2024 年底，荷蘭有 82% 的適齡勞動人口在職，遠高於英國 75%、美國 72% 和法國 69%。

就算每個人工作時間少，但就業人口高、單位勞動生產力也高，荷蘭依然是歐盟人均 GDP 最高的國家之一。

關鍵在於「生產力」，工時短的人更容易保持專注，更少被疲勞拖累。荷蘭企業發現，把傳統一週五天的 40 小時工作量壓縮到 4 天，反而讓員工在工作日更投入、下班後有更多時間休息與充電，整體產出不降反升，甚至某些產業的效率與創造力更顯著提升。

企業還意識到，那些在家庭與工作間取得平衡的女性員工，往往展現出更高的工作效率和忠誠度。更靈活的工時安排，也讓企業更容易攬才留才，當員工能撥出更多時間陪伴孩子，安排家庭生活，不僅提高員工滿意度，也讓職場更具吸引力。

這波由女性兼職帶起的「一週工作 4 天」的風氣，改變了企業的運作模式。許多全職工作者，也跟著將原本 5 天的工時壓縮到 4 天完成。如今的荷蘭，四天工作週已成主流。超過 50% 的在職人口享有某種形式的彈性工時安排，讓這個國家在「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國際評比中屢屢拔得頭籌。

可複製的模式？

荷蘭的經驗引起了全球關注。近年來，許多國家和企業開始試驗 4 天工作制，希望複製荷蘭的成功。比利時、德國、英國等歐洲國家都推出了相關的試點項目。

然而，荷蘭模式能否直接移植到其他文化背景中，仍是一個開放性問題。荷蘭社會的高度信任、協作文化，以及高人均薪資、強大的社會保障制度，都是 4 天工作制成功的重要條件。

舉例來說：在荷蘭，家庭常常靠兩份兼職收入就能過得舒適，這在美國卻幾乎難以想像。根據《Good.is》，荷蘭家庭在兩份兼職收入支撐下生活依然自在；但在美國，單身一人若要「過得舒適」，年收入通常必須超過 8 萬美元才夠

此外，美國並無法律要求公司提供法定的帶薪休假，是將假期視為員工福利；相比之下，荷蘭法律規定員工每年至少享有 40 天帶薪年假，此外還有度假補助（holiday allowance）等福利。

未來，這樣的制度能否在其他國家成功複製，還有許多條件與文化因素需要克服。但這場從兼職開始的改革，已為世界示範了一件事：制度創新，往往需要長年累積下來的選擇與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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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商業周刊，原文標題為：荷蘭人一週只上 4 天班，經濟為何沒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