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01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約瑟夫．史蒂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曾認為，經濟學是用來分析人類的理性行為，而社會學則是分析不理性的部分。
絕大多數的社會學家都認為這其實是一種誤解，我認為比較持平而貼切的看法應該是，社會學並非否認人的理性，而是強調決策無論是否基於理性的動機，在決策或執行過程中多少會受到一些社會因素及過程的影響。這個看法，稱為 經濟行為的社會鑲嵌 ，是管理社會學的核心思維。
因此，本期開始推出的管理社會學專欄，我也會從經濟學與社會學角度，來探討管理上的種種問題。
決策動機不完全理性，也關乎社會關係
美國社會學大師馬克．格蘭諾培特（ Mark Granovette r）在他的著作《找工作》（Finding a job）一書中指出，除了向企業投遞履歷，很多人會透過社會網絡找工作，其概念接近我們一般所謂的 「人脈存摺」 。
舉例來說，一個人的親戚好友圈，由於頻繁互動，屬於社會網絡中的強連結，而互動不是那麼頻繁，像是只有數面之緣的朋友、小學老師、高中同學等則屬於弱連結。
雖然親友比較願意幫忙找工作，然而從他們身上獲得的資訊常與我們已知的重疊，反而不容易提供新消息；相對地，弱連結生活圈子與我們差別較大，比強連結更容易帶來新資訊，也比較可能幫我們找到工作。
從這個例子，我們就可以看到，經濟行為（找工作）如何鑲嵌在現行的社會關係（例如人脈存摺）中。格蘭諾培特的結論是，雖然親友可能較願意幫忙（動機較強），但是透過弱連結（社會成員之間連結程度）比較容易獲得特別的機會，顯示社會結構的影響力可能勝過動機。
再舉一個例子，美國西北大學教授布萊恩．烏吉（Brian Uzzi）曾研究紐約成衣業，他發現紐約成衣業市場基本上有兩種交易關係：
- 純粹商業交易關係 ，特性是短期交易、只談成本、只在乎錢
- 鑲嵌關係 ，特性則是長期合作、密切而重關係
兩種不同的關係形成不同的結構，純粹交易關係形成市場結構，而鑲嵌關係則形成網絡。
純交易關係有助於接觸新訊息，鑲嵌關係則能形成策略聯盟
烏吉發現，在鑲嵌網絡中的組織，比起純粹市場中的組織，因為彼此有信任關係，比較容易形成策略聯盟，也比較願意向對方傳遞內線消息，因此更容易接觸到獲利的機會。
然而這種關係只能 「有點黏，但不能太黏」 ，因為在高度鑲嵌的網絡結構中，使得資訊在既定的網絡流通（就如同前述人脈網路的強連結般，資訊重複性較高），組織失去接觸新資訊的管道，減少資訊多樣性，增加組織慣性。
這時候市場關係就可以派上用場，因為市場交易關係提供了更多接觸訊息的管道，使組織有機會尋找新的合作夥伴。
所以當組織與外界交易時，同時利用鑲嵌網絡與市場結構兩種管道時，組織績效會上升。當組織太依賴某一種方式與外界交易時，組織績效會降低。
我們前面舉了兩個例子，一是個人找工作時，受到社會關係影響，另一是企業在交易時，也會形成純粹交易關係或鑲嵌關係。最後我們要談的是包括法律在內的種種社會制度，也是社會緩慢創造的結果，當制度終於形成，人們便會調整自己的行為來符合制度。然而，制度的背後也可能隱含著成員之間的利益衝突，導致制度再次調整。
制度的形成，也需要種種社會對話
舉例來說，勞動基準法就是勞資政三方權衡，慢慢建構起來的，一旦實施，人們便會開始調整他們的行為來符合法律。勞基法從 1984 年開始實施以來，經歷了一連串的調整、修法，也不斷影響後續勞動市場的運作方式。
2017 至 2018 年勞動基準法修正（又稱一例一休再修法）爭議，起因於從 2017 年就開始推動的修法，不到一年間再度修法，其中涉及了如何落實周休二日的立法目的？是否該將工作安排如輪班、加班，及周休改為高度彈性化或訴諸勞資協商？其間立法、討論、修法的過程，代表勞資成員的利益衝突與協調，也是一種社會建構，需要種種社會對話，及勞資政三方的調整。
總歸而言，經濟行為並不只是由自利心（追求利潤最大）所決定， 信任、規範、關係、權力都會影響經濟行為 ，有些要看彼此是否互信，有些是為了尋求社會認可，有時著眼點在於追求權力，或是在權力關係底下不得不然等因素。了解決策時的動機及決策背後的社會情境，有助於我們了解管理者如何決策，甚至預測其未來可能的動向。
柯志哲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紐約州立大學經濟學碩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博士畢業。曾任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所助理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