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寫了一篇「蘭陵 30 與誠品 20」，說明這二個組織在台灣的文化及創意地景上帶來的貢獻，其領導人的初心帶給台灣的機緣。一晃十年過去了，前陣子參加「誠品三十周年」的活動，包括吳清友的紀錄片「之間」，未來書店展及誠品書店為籌辦三十周年的各種點滴。古人說「三十而立」，誠品三十年的努力與堅持為台灣創造出一個無法被取代的人文風景，對閱讀及生活帶來不可抹滅的深刻影響。

不久前也參加了以「咖啡紗 S.Café ®」聞名的興采公司三十周年晚會，在星級酒店席開八十桌，產、官、學、研、國外的夥伴一同參與盛會。和創辦人陳國欽認識已二十年，也是內人在輔大織品系第一屆 EMBA 的論文指導學生。興采在環保材質、機能性布料的創新與努力，為台灣的紡織業開創出另一個里程碑，也是中小企業的典範。

能走過三十年的企業確實很不容易，同一時間出發的公司多半已退出或淡出市場。他們當年的創業當然各有其脈絡與機緣，目前則是透過他們的組織，提供更多人的生計、生涯與生命的機會。

回頭看三十年前，1989 年正是天安門事件事發那年，記得我在電視上看到坦克車開進廣場的畫面，很清楚地想說「我們正在目睹人類歷史上重要的事件」。同年，世界上其他地方還發生什麼事呢？簡略提及二個重要事件，日本昭和裕仁仙逝，平成元年開始，也是從「日本第一」轉為「日本失落」的開始；另是柏林圍牆倒塌，象徵東西方長期冷戰的結束。

三十年前的台灣自身，若回顧起來也是重要的轉捩點。

一九八○年代，台灣的高成長年代已到了尾聲。台幣升值，產業被迫出走或轉型。而長榮航空、華碩電腦、台灣職棒、蔣經國基金會都因緣際會在 1989 年創立（台積電更早兩年，1987）。這些組織、機構都在過去三十年為台灣的經濟與生活編織了重要的經緯。很難想像若少了這些組織，今天的台灣會是什麼模樣？

在此我想說另一個三十年的故事。天安門事件後，大家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步伐採取觀望、冷卻的動作。當時徐小波和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院長梭羅教授（Lester C. Thurow）卻認為西方應更積極瞭解東方，尤其台灣應能扮演什麼角色，進而開始構思雙方合作的可能性與細節。二年後，二十個企業／企業家各捐了五十萬美金，共計一千萬美元，成立了「時代基金會」（EPOCH Foundation）。

時代基金會與 MIT 史隆管理學院、CSAIL（計算機科學與人工智慧實驗室）、媒體實驗室、創業發展中心、技轉辦公室等全面性的合作，雙方每年互訪，一年台灣企業去 MIT 見學，聽取最新的政經見解，參觀其實驗室的最新技術發展；另一年則由 MIT 的教授群回訪，並舉行公開的研討會。MIT 至今已經歷四位校長，台灣出資捐助的企業如廣達、台達電、永豐餘等三十年間的發展，在先端科技研發與 MIT 的互動都有密切的關係。

除了大公司和 MIT 先端科技的連結外，時代基金會從 2000 年起和 MIT 創業發展中心（Entrepreneurship Center）的合作衍生的成果是另一個重要的軸線。大部分的年輕人認識「時代基金會」多半是透過 YEF（Young Entrepreneurs of the Future）及 Gerage+，而其前身是始於 2000 年 MIT 想和台灣合作成立「亞洲創業發展中心」（Asian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Center, AEDC），藉以協助亞洲的新創。MIT 在科技創業的成果和社群、生態圈都很豐碩，台灣剛挺過亞洲金融危機，是亞洲少數受到影響較小的國家；台灣由台、政、清、交四校參與，進行課程培訓的移轉，足以吸引鄰近國家來取經。

不過由於 MIT 要求支付五年聯名的使用權利金高達二千萬美金，我們努力了四年，編寫了七版以上的營運計畫書，也說服了部分政府單位，如中小企業處、工業局等編列（Earmarked）了部分預算，但終究因這個投資所費不貲、不財務上易回本（無形效益較難評估）而放棄。有些已編列的預算就成為 YEF 前幾年的經費來源，並啟動了年輕新創的美國訪問團，很多後來成為新創的種子。為持續育成這些團隊，也促成後來 Garage+ 的成立，近年更連結國際的新創團隊，Garage+ 成為育成加速器與共同工作空間，為台灣的新創圈點燃了重要的火種。

台灣從美國各個名校畢業的校友很多，MIT 不算是最多的，但三十年來這個深且廣的關係與成果卻是很少學校能及的，而且是由非 MIT 校友的徐小波所促成的。

本文是由回顧三十年前一些創新的人物與組織，他們啟動了一些新的契機，影響了許多人的生命與成長；當他們的組織漸成熟後，又階段性地扮演不同的角色，給不同人更多的可能性。社會的進展和演化不就是這樣，個人有幸能認識這些舵手並參與、見證其中的部分，特別為之註記。另一方面，現在有什麼樣的人物和組織會影響我們三十年後的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