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被問過：「你以後要做什麼？」這是人生非常基本的問題。也許你進一步會自問「我究竟要過什麼樣的人生？」--為什麼要過這種人生、做這種工作，活在世上的意義和目的究竟是什麼？如何才能找到喜歡的工作？甚至是熱愛的工作？怎樣才能打造讓我過著美好生活的事業？
2016 年出版的《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Designing Your Life）源自史丹佛大學最受歡迎的選修課，是史丹佛大學「設計學程」的兩位教授比爾‧柏內特（Bill Burnett）和戴夫‧埃文斯（Dave Evans）共同的作品。書一上市不久即登上《紐約時報》 Advice / How-To 類別第 1 名，全球銷量超過 100 萬冊，並已授權 24 種語言版本。隨後又推出《做自己的工作設計師》（Designing Your Work Life）等延伸書籍、企業工作坊、線上課程與公開演講，讓原本只在史丹佛校園的課程概念變成全球性的「生命設計」運動與品牌。
《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的核心概念說起來很簡單： 既然我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每一樣東西都是被「設計」出來的，那麽人生為什麼不能用同樣的方式來設計？
兩位作者認為，人生之所以適合用「設計方法」來思考，正是因為它本來就沒有單一標準答案。書的前言裡，柏內特和埃文斯一開始就把「人生設計」說得很清楚：他們平日協助學生面對的，並不是那種可以靠測驗、分析或職涯建議就輕易回答的問題，而是另一種更根本、也更難處理的提問：當一個人走出校園、進入社會之後，怎麼找到一條既快樂又有生產力的人生路徑。
對人生問題，答案並不是靠先想清楚再出發，因為在找到答案之前，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找什麼。這時候你需要的是設計師的思維，借用「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的方式，從人與處境出發，重擬問題，發想各種可能，做出原型，然後一路往前推進，直到某個行得通的方向慢慢浮現，當腦中「就是它了」聲音出現時，我們馬上就知道。
但人生不是回答完一次「我以後要做什麼」之後就一勞永逸，它比較像一種持續展開的體驗，而設計人生，說到底，就是學著用更有創意、也更有彈性的方式，持續去回應那個十五歲或五十歲都逃不掉的問題：接下來，你想怎麼活。
在現代長者學院（MEA）創辦人奇普康利（Chip Conley）與比爾‧柏內特和戴夫‧埃文斯的訪談中，兩位已經帶無數人探索人生問題的大師，談自己走進人生下半場時的停頓、崩塌與重新調整。我聽到這兩位教別人設計人生的人，自己走到人生下半場時，也同樣得重新思考那些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學會面對一件事：上半場讓你成功的驅動力，到了下半場可能正好變成你的困境。
19 歲走進職涯中心，他意識到大人回答不了真正的問題
埃文斯的故事要從他 19 歲說起。他走進大學的職涯輔導中心，問：「你能幫我嗎？」對方很熱心地回答：「當然，那你想做什麼？」
「這就是我的問題啊，我不知道想做什麼？」結果輔導員說：「告訴我們你想要什麼，我們就能幫你達成。」
埃文斯當下的感受很直接：如果我已經知道自己要什麼，我其實不需要你幫忙。後來他回頭談這段經驗時說， 想辦法得到一樣東西通常不難，真正困難的是弄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在接下來大約 40 年裡，他發現大人們在這件事上真的沒什麼幫助。
這段話讓我想到自己在做一對一諮詢時，常常碰到類似的場景：來找我的人通常不缺執行力，他們缺的是方向感。他們可以把一個明確的目標拆解成步驟、排出時程、逐一完成，但如果你問他「你到底想要什麼」，他會說不出來。因為四十年來從來沒有人教過他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埃文斯後來的發展相當不尋常。他是 Apple 初代滑鼠與早期雷射印表機的產品經理，也是 Apple 公司第一批企業文化委員會的成員。後來他參與共同創辦了 Electronic Arts（EA），在高科技產業做了三十多年的高階主管和管理顧問。然後他決定轉換職涯去教書，教一門幫助年輕人搞清楚「長大以後想做什麼」的課。
他先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開了一門叫「尋找你的天職」的課，教了 14 個學期。然後身為友人的柏內特說：「我們應該用「設計思維」來做這件事。」於是兩個人 2007 年在史丹佛花了一個暑期進行原型課程試教。結束時，有學生對他們說：「可以繼續開課嗎？我們根本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討論這些東西。」
這堂課解決的是一個長期被教育系統忽略的缺口，之後他們反覆優化各種設計練習，讓課程更具可執行性。大約在 2010 年，他們將課程整理、命名為「Designing Your Life」，迅速成為校園最受歡迎的選修之一。
那個在 19 歲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麼，並疑惑為什麼大人們都幫不上忙的年輕人，反而自己發展出解題的做法。
不敢主修藝術的少年，成了用「設計」替代創作的人
柏內特的故事則是：他在美國東岸的波士頓長大，當初決定就讀加州的史丹佛大學，純粹是因為想「離父母越遠越好」。
這個看似隨性的決定背後，有一個他很少公開談的原因：大約在他 18、19 歲的時候，柏內特決定以設計為職業，原因是，他不敢主修藝術。
埃文斯在訪談中戲謔的幫忙「劇透」：「因為他爸會揍他。所以比爾主修了設計，私底下可以畫畫，但看起來像工程學位，所以他爸幫他付了學費。」也因此他放下了成為純藝術家的理想。
之後的工作也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他從來沒有正式申請過任何一份工作，每一份都是「看起來好像挺有趣」就去了。柏內特在 Apple 工作了七年，做出了第一批筆記型電腦，當過產品主管。
後來，他成為一名獲得高薪的企業執行長，在商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之後他做了一個讓很多人不理解的決定：辭掉高薪的執行長職位，接受減半的薪水，重返史丹佛大學成為教育工作者。
一個 19 歲的少年，為了不讓爸爸生氣而放棄了藝術夢，用「學設計」作為妥協方案，然後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裡成了一個出色的商業人和設計教育者。但他答應過自己的那件事「總有一天會回到藝術」的念頭一直沒有消失。
這兩位一起創建「人生設計」方法論的大師，走到人生下半場之後，發現自己也不能只靠過去那套成功邏輯繼續往下。教別人設計人生，並不代表自己就不會卡住；相反地，也許正因為他們夠誠實，才清楚看見：上半場幫你建立成就感的東西，到了下半場，可能正是你最需要重新檢視的部分。
「如果我現在死了，要超過三天才會有人發現」
真正走到人生下半場之後，埃文斯碰到的，不再只是「下一步該做什麼」這種方向問題，而是另一種更深的轉變。
五年前，他的妻子克勞迪雅因癌症去世。她第一次抗癌成功了，22 年後輸了第二場。埃文斯說那段時間漫長、極其艱難，但也讓他學到了更多關於生命與愛的事。「我們婚姻中最好的一年，是她去世的那一年，因為我學到了太多。」
快到 70 歲時，埃文斯決定放慢腳步。他把行程清空了。電話不再響，沒有會議，沒有人在問他在哪裡。一個忙了 50 年、一直在趕進度的人，突然之間什麼截止日期都沒有了。只剩下他和他的狗在空蕩的屋子裡。然後他意識到一件事：如果他現在突然死了，要超過三天才會有人發現他的屍體。
「我腦海裡的聲音開始說：如果我沒有在讓事情發生，如果現在沒有人需要我，那我是不是根本不重要？」
埃文斯形容那是一個非常存在主義的聲音，他花了大約一年才意識到，這個聲音其實一直在那裡，只是過去被忙碌蓋住了。過往生涯中他說的那些好話、寫的那些書、辦公時間裡扮演的好人……一直驅動他前進的，是他想讓事情發生、想被需要的渴望。「我之所以做這些，全都是因為我想讓事情發生（making）。事實就是這樣。」
接著，真正的轉變才發生：他放下了對做事（making）的執著，雖然仍然創作、仍然做事，不再把作品當成證明自己價值的方式，而是把它視為走進房間、與人相遇的一個媒介。「我仍然在製作作品，但那只是一個藉口，讓我能走進房間、和你在一起。」做事不再是目的，而是媒介。真正重要的，是連結本身。
埃文斯描述的情境，其實有很多中年工作者正在經歷類似的事。不一定是喪偶、不一定是退休，但可能是某天突然發現：如果我不再是那個「讓事情發生的人」，我還剩下什麼？如果沒有人在等我的決定、等我的意見、等我出現，我是否就不存在了？
這個問題觸及的是存在感本身—— 當你不再被需要，你還是你嗎？ 而我們的社會，從來沒有教過我們怎麼面對自己「不被需要」的狀態。如果一個人把所有價值都放在生產與影響上，終究會走到盡頭。下半場更重要的，也許不是做更多，而是活更多。
「要從『生產』移動到『臨在』（from Production to Presence）——這才是『靈魂轉換』（Soul Shift）真正的意義。」埃文斯說。
直覺派的人生設計師，遞延了幾十年的約定
柏內特現在快 70 歲了，他的工作室牆上掛著吉他，「是時候轉向我內心那個藝術家、音樂家、詩人的那一面了。」
在訪談裡他提到，自己一向很直覺地做決定，去史丹佛只是因為那是離家最遠的學校，後來的工作也大多不是精心規畫，而是因為那些事「看起來很有趣」就去了。
從高薪企業執行長轉回史丹佛教書，對他來說不只是換工作而已，而是財務、情感與生活方式都一起改變的重大轉向。過去他一直有老闆、有客戶、有某個需要回報的對象，但到了史丹佛之後，他慢慢進入一種更獨立的存在方式；他慢慢發現，自己在這裡做的，不只是教一門設計課，而是進入一種更直接回應他人生命處境的工作。
教一般設計課時，學生可能只是在課後寄張紙條致謝，但人生設計課的學生會走過來擁抱他，甚至當場掉淚。柏內特說：「這是具有轉化意義的事情，我們非常有幸能夠坐在那個空間裡。」一個原本害怕主修藝術、寧可選擇設計來「安全地靠近創作」的人，在教學的現場找到了比商業成就更強烈的回饋。
也正是在這樣的下半場裡，他開始更有意識地承認，自己心裡那個十九歲時被暫時收起來的藝術家，從來沒有真的離開。這不是突然冒出的新夢想，而比較像是一個被延後了幾十年的約定，終於準備兌現。
很多中年工作者心裡，也都留著一個十九歲時放下的東西。可能是寫作，可能是音樂，也可能是某個當年看起來不夠實際、不夠有前途的興趣。放下的當下往往很理性，甚至很成熟，但三十年後，那個部分未必真的消失了。它只是被收進心底深處，偶爾在某些安靜時刻，再次浮上來。柏內特的故事告訴我們， 人生下半場有時並不是去設計一個全新的自己，而是慢慢承認，那個曾經被擱置的自己，其實一直都在。
保持好奇心，與人連結，也為生命帶來驚奇
兩個教別人設計人生的人，也會在空蕩的屋子裡聽見「你不重要」的聲音，也會花了幾十年才敢去打開十九歲時關上的那扇門。在這場訪談裡，比爾柏內特和戴夫埃文斯帶給我們的，是一種面對「人生未完成」的方法。埃文斯在面對失去與減速之後，把「連結」與「臨在」放回生命中央。柏內特則是慢慢回到那個十九歲時放下的自己。「人生設計」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也許就在這裡： 沒有一次設計是最終版，每一次重新面對自身的課題，都是一次新的原型。
訪談最後，主持人奇普康利請他們各說一句可以印在保險桿貼紙上的智慧短語。埃文斯的版本很簡單：「 保持好奇心，與人交談，嘗試各種事物，講述你的故事。 」柏內特則補上一句：「 好奇心加上神祕感，等於驚奇。 」我很喜歡把這兩句放在一起看。它們沒有承諾你一定會找到終極答案，也沒有保證人生下半場一定會愈活愈清楚，比較像是一種提醒：人生不必等你想通了才開始。保持好奇、願意連結、願意試，也願意回頭說出自己的故事時，下一段路就會慢慢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