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850 年代、歷經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Nar）後的英國出現了一種全新的英雄。從戰略角度而言，那場戰役是英國的勝利——英國與歐洲和土耳其聯合抵擋俄羅斯入侵。

然而，對英國軍隊而言，那是一場艱苦的戰役。對眼睜睜看著士兵面臨感染和人手不足的英軍醫院而言尤其難捱。而國外新聞也真實地將這一切傳回了英國本土。在 1855 年的戰亂年代，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寫道：「甚至沒有足夠的麻布製作包紮傷者的繃帶，傷者只能不斷承受痛楚。」

拯救軍隊免於慘痛命運的英雄並非某位將軍，而是一位 34 歲，名為弗羅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的行政人員。她在戰前曾服務於一間照顧上流社會女性的醫院。南丁格爾來自富裕家庭，她從小就是一位果敢又好學的女性，並勇於探索推廣藝術和音樂被認為是上流女子以外的學科。她熱愛閱讀、曾向父親學習數學、科學、和古典文學，也曾在德國的凱撒斯維特醫院（Kaiserswerther Diakonie）一家教導路德教女性教士的醫院和訓練中心學習藥理。

在 1854 年，南丁格爾向陸軍請願，希望與她親自招募的 38 位志工護士們前往前線以協助當地醫院。到達土耳其時，她們看到遍地慘狀。醫院裡滿是老鼠、士兵身上的染血繃帶也數天未更換。士兵所吃到的少少食物也經常已經發霉、腐敗、發臭。

往往一天工作 20 小時，南丁格爾一人扭轉頹勢。她站著吃飯；她哀求英國人民寄來乾淨毛巾；她整理醫院的所有器材，並設定各式規則以確保供應商提供的食物健康而未腐敗；她也持續收集數據。在戰爭結束時，她不僅重新整頓了前線醫院系統。在戰爭下半場，死亡率大幅降低，而她也成了國民英雄，全國的報紙都在讚揚她的努力。

雖然她回國時已成了備受寵愛的全民英雄，但南丁格爾卻認為她的任務不僅是協助克里米亞戰爭。她做出「若非有重大改革、在戰場上奪走許多性命之毫無章法或程序的情況，將繼續造成人命傷亡」如此正確的判斷。她有足夠影響力能與英國女王和軍隊領袖們會談，也握有能支持她理論的統計數據。但她還是面臨了一場困難的戰役。她需要說服身居高位、討厭改革的人們——軍隊長官、醫生、以及貴族們——就算在歷經長年的戰爭後，他們仍然無法開始享受過往安逸的生活。

當南丁格爾需要向大眾陳述她的論點時，她並沒有使用乏味的統計數據。在她的信件、文章、和誓詞中，南丁格爾用生動且有說服力而創新的方式呈現各式數據。

1. 使用小而相似的籃子當成測量基數

南丁格爾了解，改變不會因為人們了解數字而發生。她需要正確的詮釋數字來推動關鍵人物做出改變，讓他們願意採取行動並推翻系統阻礙、推翻造成克里米亞戰爭慘劇的政策。她需要將數字詮釋得更強而有力、更感性，促使人們採取行動。

南丁格爾的思考方式可能超前了她的同儕一個世紀之久。她用改變籃子（基數）的大小來呈現數據。

南丁格爾首先將數據降為能輕易與其他死因相比的數字。還記得我們推薦過使用較小的籃子來測量嗎？「在每 5 位士兵中，就有 3 位可能身亡」能讓此數字對一般民眾而言更清晰可見。

然而，我們也說過，請盡量使用受眾熟悉的數字，而軍隊領袖和規畫政策的官員們都慣於做出會影響到多數人群的決策。此處的數字僅是幫助南丁格爾表達她更重要的比喻——而該比喻應該也會是巨大的數字。

2. 使用貼近對方經歷的事物創造比喻

她將比喻的重點放在引起情感迴響。

倫敦大瘟疫——意指黑死病或淋巴腺鼠疫——是英國史上最知名的瘟疫災難，對所有倫敦人而言都是一個無法遺忘的經歷。

3. 使用具體且能激起情感的比喻呈現數字

上述的「1,100 位士兵」是將非戰亂時的士兵死亡率乘以軍隊人數。索爾茲伯里平原並非國外戰場，而是位於英國的礦場，你可能在它最著名的地標，巨石陣（Stonehenge）中看過這地方。將虛構的處決刑場設為此處能讓數據顯得更為生動而具體；這場殘忍的殺戮並非發生在某個陌生的國外戰場，而是時常用於展現英國軍隊實力的閱兵場地。

她生動、慷慨激昂、又活潑的數據奏效了，讓她仔細測量出的問題能一舉被英國最高層的領袖們聽見。

在英國軍方接受了南丁格爾的想法後，疾病和死亡率都因此下降；住院的平均天數也同樣下降了。軍方原先「為 10% 的軍人們準備了醫院床位，但在戰後改善了衛生條件後，僅需要準備床位給大約 5-6% 的軍人。」在南丁格爾聽說軍方了解到自己準備了過多床位的新聞時，她語帶諷刺的說：「病患人數急速下降導致病房都住不滿這一點，不能算是我們的錯吧？」

（本文出自《用數字說出好故事》，商業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