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社會深受尊卑地位以及儒家思想的影響，常以「家父長制」作為維持秩序的基礎，華人企業不外如是。而這種將公司的領導者視為「長輩」或「大家長」的獨特領導風格，稱為家長式領導（paternalistic leadership），其中包括威權（authoritarianism）、仁慈（benevolence）、德行（moral）3 大元素。

家長式領導 3 元素：威權、仁慈與德行

家長式領導中的「威權領導」主要源自法家文化，威權領導的主管有以下 4 種行為特徵：

1. 專制的行為： 嚴格控制部屬，期望得到毫無疑問的服從。
2. 貶抑部屬能力： 忽視部屬的建議、貶抑部屬的貢獻。
3. 整飭形象： 以封鎖或操縱資訊等行為建立形象。
4. 教誨行為： 部屬的績效表現不佳時，會當眾責罵。

「仁慈領導」源自儒家君王、父親義務與「仁」的文化，是指主管會將部屬及其親屬視為自己的家人；領導者也會維護部屬的面子，當部屬表現不佳時，會給予鼓勵與安慰，不會當眾斥責或羞辱。

「德行領導」則出自儒家，像是以德服人、以禮待人，強調以個人品格及合乎倫理的修養，獲得部屬的敬愛與效法，例如領導者對於部屬公私分明、一視同仁、不會利用權位謀取私利、展現正直的行為作為他人榜樣等。曼徹斯特大學學者瓦萊麗．希利爾（Valerie Hillier）研究指出，威權與仁慈、德行呈現負向關係，而仁慈與德行兩者間則呈現正向關係。

從家長式領導的角度綜合分析，一位領導者可能是「高威權」或「低威權」、「高仁慈」或「低仁慈」、「高德行」或「低德行」，因此在概念上可以組合成 8 種類型，其中又以「高威低仁低德」「低威高仁高德」以及「高威高仁高德」3 類，在領導的議題上最具實務意涵。本期先評論「高威低仁低德」的家長式領導風格。

家長式領導盛行的社會，威權領導依舊無效

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中，生動描繪出幾位酷吏的性格與作風。雖然「酷吏」這兩個字未必能直接與威權領導畫上等號，但若從法家的角度，了解這些人用什麼方法掌管法令？用什麼態度對待人民？我們還是可以相當程度地從酷吏的行事風格，了解家長式領導中威權領導之意義。

《辭海》對「酷吏」的定義是「濫用刑罰、殘害人民的官吏」；然而，司馬遷認為酷吏的本質是冷酷、苛刻或不厚道，而非「殘酷」。雖然有些酷吏會濫殺無辜、「以酷行貪」或徇私枉法，例如王溫舒、寧成和周陽由，但也有相對公正廉明的，例如漢景帝時的郅都。

郅都擔任濟南太守前，當地有豪強會欺壓鄉里，他一上任便誅殺這些豪強的全族，以及其他作惡多端的人，讓其他人非常恐懼。郅都實施嚴法酷刑，甚至鄰近濟南的十幾個太守，對待他就像對上級長官一樣地畏懼。

漢景帝廢掉的太子（劉榮）被封為臨江王，因為私用宗廟土地蓋宮室而觸法，郅都負責審理此案，臨江王因害怕，希望郅都給他紙筆，打算寫信向漢景帝請罪，郅都卻沒答應，後來有人偷偷送紙筆給臨江王，他寫完信後便自殺了。

竇太后知道郅都對待自己孫子這麼苛薄而不通人情後，想盡辦法罷他的官，後來又利用別人毀謗他的謠言，藉機殺了郅都。

威權領導無法讓人信服、順從，反而產生負面影響

家長式領導不僅出現在華人社會中，在全球不同社會的企業中也有類似的領導行為。2019 年，希利爾等學者採用來自 152 個研究，共計 6 萬 8395 個樣本，進行一項家長式領導的整合分析。他們的研究發現，即使在那些家長式領導相對普遍而且比較被接受的社會中，威權領導與部屬的工作績效、創新、對主管的態度都呈負向的關係。

研究指出，沒有證據顯示威權領導有效，威權的領導行為並無法讓追隨者信服或順從，因此他們建議組織和主管應該積極導正獨裁或威權的領導行為，避免對員工的工作態度、行為和績效產生負面的影響。

《酷吏列傳》一開頭便引述孔子的話：「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說，用法律開導人民，違法就用刑罰糾正，人只會避免再次觸法；用道德感化人民，教育他們認識自己的錯誤，催生羞恥心，才會自主改正。

然而，不少企業主管慣用專橫、貶抑部屬的方法管理，以威逼恐嚇的方式進行績效考核，主管也常常被迫在工作上忘掉仁慈和道德，心中想的只有業績和競爭，有時甚至誇張到只要談及寬容與合作，就會被視為軟弱、不稱職。

如果一個企業的組織文化和管理制度如此扭曲人性，這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企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