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式領導包含「威權」「仁慈」「德行」3 個面向。前兩期分別論述「高威低仁低德」和「低威高仁高德」兩種領導風格，本期將討論最具家長式領導特徵的「高威高仁高德」。這是一種接近「恩威並施」的領導風格，領導人除了執行因權位而來的合法威權以外，也能視情境彈性地以仁德之心善待下屬。

柏楊先生在《柏楊版通鑑紀事本末》中評論中國 5000 年的諸位君王，他認為只有 5 人稱得上「大帝」：秦始皇嬴政、漢高祖劉邦、前秦宣昭帝符堅、唐太宗李世民和清康熙玄燁。而從家長式領導的 3 個構面來看，只有唐太宗李世民符合「高威高仁高德」的標準。

不過，許多君王會頒布詔令，大赦天下，藉此向上天祈求保佑人民，以展現仁德；唐太宗卻對他的官員說：「自從有天下以來，我不曾也絕不發布赦令。」從上述言談來看，唐太宗似乎是一位「酷君」，但真是如此嗎？

法律為主、仁德為輔，降低誤審、錯殺的機率

貞觀 5 年，河內人李好德因有精神疾病時常胡言亂語，後被人告發其冒犯朝廷而被捕入獄，掌管刑獄的張蘊古認為李好德有精神病，不應治罪，唐太宗被說服而決定赦免他。張蘊古很高興，跑到獄中將唐太宗的旨意告訴李好德，又招他一起下棋。御史權萬紀發現後便彈劾張蘊古，唐太宗對於張蘊古的不當行為極為震怒，下令處斬張蘊古。不久後，唐太宗便後悔做了這樣的決定，但死刑已經執行。

對此，唐太宗對房玄齡說：「張蘊古身為大理寺長官，洩漏我的話，又和囚犯下棋，罪雖重，但按正常法律，他罪不致死。我當時勃然大怒，下令處死他，你們竟沒有說一句話，主管官署又沒有再奏報便處斬了，這是治國之道嗎？」因此下詔：「凡是判處死刑，即使下令立即處決，在長安地區，仍必須反覆 5 次回奏。」由於死刑是最重的刑，為了讓官員深思熟慮，所以規定要反覆回奏，才可以執行。

這項命令執行一段時間後，唐太宗又說，近來奏請判處死刑的案例，雖然已覆奏 5 次，但多是一天之內就處理完畢，都沒有時間認真思考，那規定 5 次覆奏又有什麼用呢？即使反悔，也來不及了。因此唐太宗再次下令：「京城的主管機關請求處決死囚，應該在執行前 3 日中 5 次奏報，由各州執行的，行刑之前必須 3 次奏報。」這個詔令，降低了很多誤審和過度嚴苛的情形，保全了許多人的性命。

唐太宗從未下詔特赦，看似殘酷無情，卻未必如此。他認為，施恩給違紀犯法的人等於是傷害循規蹈矩的人，隨意讓雜草叢生便會抑制農作物的生長。怒殺張蘊古一事，讓他體會情緒管理不當可能忽視公理正義，因此下令官署必須對死刑的審判和執行再三慎重。

唐太宗對於死刑的態度，顯示了他在維護法律尊嚴的同時，也以同情寬容的態度對待罪犯。而且他會追蹤政策的執行，一旦與原意相違背，便加強力道，要求官署兼顧嚴刑峻法及仁義道德，確切落實嚴並蓄的政策，力求政策美意不會遭到扭曲，顯然成功地融合了「酷吏」和「循吏」二種截然不同的領導風格。

王安智（An-Chih Wang）等學者 2018 年在《領導力季刊》（The Leadership Quarterly）發表了一篇研究〈仁義、威權和傳統家長式領導〉（暫譯，英文為 Benevolence-dominant, authoritarianism-dominant, and classical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該研究把「威權」與「仁慈」的組合視為傳統、典型的家長式領導（註：該研究沒有探討「德性」），分析「高威高仁」「高威低仁」以及「低威高仁」對部屬工作績效的影響。結果顯示，「高威高仁」與「低威高仁」都比「高威低仁」對部屬績效的提升有更強的效果。

仁慈領導人的嚴苛要求，部屬會理解為「他是為我好」

有趣的是，根據過往研究，高威權領導會負向影響部屬的績效，何以「高威權–高仁慈」（恩威並重）的領導，對部屬績效的影響卻變成正面的？究竟高威權的領導人在融合仁慈領導後，發生了什麼變化？

依據關係認同理論（Relational Identity Theory），對部屬而言，主管展現的仁慈行為，隱含彼此間存在相互信任與尊重的長期關係，所以當主管展現威權行為時，部屬的心理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們會同理主管的威權行為，並將其解讀為：這是主管為了我的利益（像是升官，加薪、成長）設想，才會有那麼嚴苛的要求。因此，部屬樂意接受仁慈領導人對於工作上極為嚴苛的要求。

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唐太宗李世民比歷史上其他君王擁有更多的忠貞能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