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為清末慈禧掌政時代重臣，洋務運動的推動者，但較著重在戰術層次的洋務發展，對於戰略層次的政治制度變革卻無著墨，使得清朝國力仍舊衰弱，無法與列強對抗，在清法戰爭、清日戰爭及八國聯軍下戰敗，李鴻章代表清廷簽訂清法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不平等條約。
明治維新時代政治家伊藤博文，當時日本政府根據他的建議廢除了太政官制，實行君主立憲內閣制，他也出任了首屆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當時縱橫日本政壇，4 度成為總理大臣，也 4 度擔任樞密院議長，對日本國家發展貢獻甚大。
梁啟超在其著作《李鴻章傳》中認為，李鴻章才能學識並不輸給對手伊藤博文，但李鴻章輔佐的清廷卻敗給了伊藤博文掌政的明治政府。為何能力學識相似的人才，有些成為愚忠於主人、鞠躬盡瘁的家臣，有些則成為開拓新局、為國為民的大臣？
以下筆者從領導角色、制度框架及個人理念等方面來分享「大臣與家臣」的策略思維。
領導人若私心為自利，易驅使下屬成為棋子
領導人如何重用有才能學識的下屬，是其成為家臣或大臣的重要因素。若是領導人大權在握，但卻汲汲於自身利益，不顧國家的整體發展，則自然會驅使其屬下用心為己成為家臣，例如李鴻章盡心輔佐慈禧太后，當時國家發展落後，外敵頻繁入侵，面臨存亡危機。但慈禧太后頑固守舊，奢侈鋪張，對危及其統治權力之政治改革予以扼殺拖延，其家天下思維嚴重阻礙了國家進步，也使清王朝陷入苟延殘喘的困境。她死後不久，辛亥革命爆發，清朝隨即滅亡。
相對地，若是領導人謀求國家利益，願與下屬齊心為國家富強發展盡心盡力，則自然會讓下屬有發揮空間，成為公忠體國之大臣，例如伊藤博文面對的君主是明治天皇，戊辰戰爭時新政府擊敗幕府，幕府將政權交還給天皇「大政奉還」，明治天皇在伊藤博文等大臣輔佐之下，啟動了明治維新，促使日本從孤立的封建國家轉變為工業化的世界強國。
人治專權與封建思維，使屬下成為愚忠僕人
國家的制度框架會影響官員的工作態度與做法。大部分人們都習慣在既有的制度規範下思考可以做哪些事情。例如李鴻章在清朝專制封建的人治腐敗制度下，只能聽命於主子，勉力推動洋務運動。表面上，硬體建設進步不少，但實際上軟體內容及人才培育上仍落後許多。相對地，伊藤博文身處國家制度變革時期，君主立憲體制形成，能人志士們皆可在法治平等的進步制度下，發揮所長報效國家。明治維新時期，日本除了加強發展硬體建設，也在軟體內容及人才培養上著力甚深，因此人才輩出且公民素質提升，國家實力顯著增強，陸續廢除諸多不平等條約，快速進入列強之林。
最後，個人理念也影響一個人成為家臣或大臣。李鴻章接受舊式封建教育，在他的思維裡，忠於君主更重於國家人民，任憑國家制度腐朽不堪，也只能盡力服侍君主。相較之下，孫逸仙接受新式科學教育，提倡天下為公，鼓吹共和革命推翻帝制以救國家。伊藤博文年輕時，受長州藩派遣前往英國留學，親眼見到西方文明與制度發展，回到日本後有機會一展抱負，推動明治維新，除了引進西方的新科技，還借鏡了憲政體制，改變了日本的政治制度。
由上述可知，在人生職涯奮鬥的過程中，優秀人才會受領導角色、制度框架及個人理念之影響而發展成為家臣或大臣。若因忠於追求自我利益的領導人或受既有制度框架的制約，就易成為李鴻章般執行力佳但愚忠於君主的家臣；相對地，若能掌握動盪變革時機，則有機會能像伊藤博文般，最後成為改變既有體制，戮力而為開創新局之大臣。
